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
白 奚著
崇文书局
2023年9月出版
作者简介
白奚，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哲学（以先秦哲学为主要方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化。著有《稷下学研究》、《老子评传》（陈鼓应合著）等。《稷下学研究》一书获2000年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内容简介
《稷下学研究》一书于1998年由三联出版，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陈鼓应评价其“是具有相当高学术建树价值之作”，2023年崇文书局再版。
战国时期，齐国在都城临淄（今淄博）建立的稷下学宫（前374—前221），广招天下贤才来此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参议政治；而先秦的“百家争鸣”，其实主要就是在稷下学宫进行的。
本书主要探讨了稷下学宫的兴衰演变和稷下诸子的思想特点。其中，第一至五章整体介绍稷下学宫的发展和学术面貌。第六至十一章详细介绍了儒、墨、道、法等各学术流派在稷下的交流融合，并涌现出了新的思想流派；着重介绍了稷下主流学派黄老之学的成熟，其代表作《黄帝四经》开启了援道入法、兼综儒墨阴阳的思想传统；探讨了稷下学重要的代表作品《管子》一书中的黄老、阴阳五行、精气论等思想的形成；以及孟子、荀子、宋钘、尹文、邹衍等学术大家对稷下学思想的吸取和发展。
陈鼓应先生评价：“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其辉煌成就体现在齐国的稷下学宫。然而，这段史实向未受到学术界应有重视，白奚此书填补了先秦哲学史上极重要的这段空白。作者积十年研究功力，掌握并融通了丰富史料。笔墨所至，旁征博引，立说有据，不仅理路清晰，且多独到创新之见，是具有相当高学术建树价值之作。”
目录
百家争鸣探源的力作
——《稷下学研究》序/李慎之
导 言
第一章 稷下学宫产生的文化背景
一、经济政治变革与士阶层的兴起
二、礼贤下士之风和布衣卿相之局
三、百家之学的出现
第二章 稷下学宫与齐国
一、齐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
（一）自然条件与经济
（二）政治需要
（三）文化传统
二、其他诸国之分析
（一）鲁与三晋
（二）楚
（三）秦
第三章 稷下学宫的盛衰
一、滥觞
二、创立
三、兴盛
四、衰落、中兴与终结
第四章 稷下学宫的性质与功能
一、“不治而议论”之所
二、政治功能
三、学术活动
第五章 稷下学术综论
一、学派、文献与人物
二、学术特点
（一）多元
（二）融合
（三）创新
三、发展趋势
四、历史地位
第六章 稷下的主流学派黄老之学
一、黄老之学产生并成熟于稷下
二、稷下黄老学派的奠基之作《黄帝四经》
（一）《黄帝四经》早出之新证
（二）《黄帝四经》的道家哲学理论
（三）《黄帝四经》的法家政治学说
（四）《黄帝四经》与百家之学
三、慎到、田骈学术之异同
第七章 孟子与稷下学
一、孟子非稷下先生辨
二、孟子所受《管子》心气理论的影响
（一）对几种观点的剖析
（二）《管子》心气论的伦理色彩与文化渊源
（三）孟子对《管子》心气论的引进、改造和利用
第八章 “宋尹学派”与稷下学
一、“宋尹学派”献疑
（一）《管子·心术》等篇非宋、尹遗著
（二）“宋尹学派”献疑
二、宋钘对墨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三、尹文突出名法的黄老思想
第九章 稷下齐地之学的代表作品《管子》
一、《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
二、《管子》中的黄老思想
（一）《管子》对道家哲学的特殊贡献——精气理论
（二）道法结合，以道论法
（三）顺应人的自然本性
（四）礼法并用，注重民心和道德教化
三、《管子》中的阴阳五行思想
（一）《管子》中阴阳五行思想的发展轨迹
（二）《幼官》等四篇实现了阴阳五行的合流
（三）《管子》阴阳五行合流的历史背景
（四）《管子》阴阳五行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十章 邹衍与稷下学
一、邹衍思想的转变及其学术渊源
二、邹衍学说的主要内容
（一）五行相生——《主运》的四时教令思想
（二）五行相胜——《终始》的历史哲学
（三）大小九州的地理观
第十一章 荀子对稷下学术的吸取和修正
一、荀子的人性学说与稷下学
二、荀子礼法结合的政治理论与稷下学
三、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与稷下学
四、荀子的认识方法论与稷下学
结 语
稷下大事年表
稷下诸子生卒约数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百家争鸣探源的力作——《稷下学研究》序
文/李慎之
百家争鸣，对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曾是一场噩梦。这句流传已久的古话曾使他们一度为之惊喜，但是不到一年，听到这话的人大多还没有纳过闷儿来，还没有来得及“争鸣”呢，忽然又听说“名为百家，实则只有两家”，也就是真理与谬误两家。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以鸣的呢？惨痛的教训一直到世纪末还在影响着人们的心理。
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到底是怎么回事？感谢白奚先生为我们勾画了一个相当清晰的轮廓。他今年才45岁，但是研究稷下学已有十年。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场所。历史不是没有记述，但是材料大部分已经散失；后人不是没有研究，但是大多失之粗疏。白奚经过十年的发掘、排比、对勘和探索，其结果就是这本《稷下学研究》。陈鼓应先生称此书“是国内第一部深入研究稷下学的学术专著”，“填补了这一重要研究领域的空白”，并非过誉。
我很惊讶于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在中国学术饱经摧残几乎断绝之后的今天，以白奚的年龄还能有如此深厚的功底。看他以铢积寸累的工夫搜罗材料，以剥茧抽丝的方法分析问题，逐步重建（Recon-struct）已经被历史的风沙侵蚀得模模糊糊的稷下学宫以及在其中活跃的各个学派，使之面目毕现，真是不能不惊叹。对于前辈的老师宿儒，白奚决不盲从，无论是郭沫若，还是侯外庐，还是钱穆，一律是则是之，非则非之。
近年来，中国号称出现了一股“国学热”，但是事实上，老成凋谢，后继无人；后生新进多习为浮薄，捕风捉影，大言自熹。因此，我一直有一种忧虑，怕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有中绝的危险，现在看了白奚的著作，感到很大的宽慰，套一句孔子的话：“后生可畏，焉知后来者之不如今也！”
《稷下学研究》当然是一种国学研究，然而它绝不同于传统学术而是现代学术，因为它是用现代的眼光写的，贯穿了现代精神。
它从东周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分析了士的产生与兴起，探讨了齐国与秦、楚、燕、韩、魏、赵七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特点说明稷下学宫这样的机构何以独独出现在齐国。它解释了稷下学宫从兴盛到衰歇的历史。它探索了在稷下学宫活跃过的各家各派的学说，并且说明了它们对后代学术的影响。它特别指出稷下的主流学派是黄老学，它也探讨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些基本范畴，如心、性、气、天、阴阳、五行的起源与演变，研究了《管子》中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礼法并用的理论，指出这个理论实际上开启了以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外儒内法”的先河。
白奚的文字也相当清通简练，明白晓畅，非时下风行的一些诘屈聱牙、环回往复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的文字可比。这种文风是值得提倡，值得效法的。当然，这也是作者对材料真正能融会贯通，对问题有透彻了解才能做得到的。
以白奚的功力，我们完全可以期望他逐步扩展他的研究范围，使我们能在以后看到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以至更完备的中国思想史的巨著。
白奚由对稷下学宫的研究得出一条重要的结论：“思想理论的多元、自由与平等是学术繁荣和发展的前提和重要条件。只有一家之言和一花独放就谈不上繁荣，政治高压下的学术是不自由的、缺乏独立性的，其结果只能是使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或扼杀学术的发展。没有学术平等也不会有真正的繁荣和发展，稷下学宫之所以获得极大的成功，稷下学术之所以有如此的辉煌，首先就在于思想理论的多元化，就在于高度的学术自由与平等。”
这一点，作为历史的教训，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的。
白奚经过研究告诉我们：稷下学宫是齐国三百年养士的结果。齐君设大夫之号，招纳四方包括异国的贤士，让他们在稷下学宫内“不治而议论”，所谓议论，主要是“非议”，即不负治国的责任而专门批评政事的缺失。稷下的先生和学士最多时达到千人，他们既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与荣誉，又有优裕的生活条件，还有行动上和身份上的充分自由。这样就使许多人得以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聚徒授学，形成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各派思想。
我非常希望能有融通中西学术的学者把西方古代希腊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同中国古代齐国的稷下学宫作一对比，使我们能对中西学术在所谓“发轫时代”的异同，也就是中西文化“基因”的异同有一了解，在改造和创建中国学术的新传统时可以有所裨益。
就已知的情况而言，稷下学宫是由（田）齐桓公创办的，其目的是为了“招纳贤士”，寻求“强国安邦”的政策或道术；而学园则是柏拉图个人创办的，其目的是“探求真理”。在学术自由这一点上，两者似乎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稷下学宫始终没能割断与权力相联系的脐带，在那里著书立说、讲学授徒的诸子百家也无例外地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所谓“百家殊业，皆务于治”，因此也就没能形成完全独立的学术传统，没能开出纯粹“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这个目标一直到两千年以后在西方学术的刺激下才提得出来，还有待于我们这一代，甚至后几代人去实现。
柏拉图的学园，照中国人看来，师弟相承，应当是严守家法的，然而大概是柏拉图始终反对讲学授徒的方法，而实践与弟子相互诘难的方法的缘故，它有一个反教条主义的传统，开出了一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柏拉图在学园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话）的传统。就科学的内容讲，稷下学宫是很丰富的，探讨的范围远大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的局面，然而它在穷极究竟这一方面也还不如希腊的学园。学园里探讨的许多问题在稷下学宫是没有的，而且抽象得多，像数学、辩证法、逻辑学、天文学、形而上学…中国人大抵知道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弟子，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写下了作为理性思维的不朽著作的《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德是柏拉图的再传弟子。
另外，稷下学宫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从公元前374年到公元前221年），到秦始皇灭齐而结束，从此以后直到清末，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稷下学宫全盛时期那样百家争鸣的局面。柏拉图的学园则存在了九百年（公元前387年到公元529年），直到罗马皇帝查斯丁尼安因为它不奉正教，鼓吹邪说而予以封门为止。又历千年到文艺复兴，欧洲人重又追尊希腊的时候，学园的传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可以继承的遗产。
这样对比虽然粗浅，也许已足以表明自由对于学术的重要，足以表明自由是人最可宝贵的一种价值了。今天的中国人大体已能吃饱肚子，而二十多年前却连做到这一点都有困难。分析到最后，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农民的自由比过去多了一点。
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国家或民族所要竞争的不应该是武功多么显赫，而只应该是争取在现在已经出现并且正在发展的全球文化中扩大自己所占的份额。一个民族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那些具有最普遍的意义而能上升为全球价值的价值。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的精神是我们可以依恃的一份遗产，当然也是需要发扬光大进而予以提升的一份遗产。
李慎之1998年3月
导 言
公元前4世纪中叶，历史步入了战国中期，田氏齐国耗费大量资财，在都城临淄的稷门之外筑起高门大屋，广招天下贤才来此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参议政治，史称稷下学宫。
对于百家争鸣，国人可谓无人不晓，但提起稷下学宫，却陌生了许多。其实，百家争鸣主要就是在稷下学宫中进行的，没有稷下学官，便没有国人向来引以为豪的百家争鸣。稷下学宫以它包容百家、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成为战国中后期华夏学术的中心和创造性思想产生的温床，古代的学术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读者手中的这部《稷下学研究》，便是以发生在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
“稷下”一词，首见于《韩非子》。两汉提及稷下及其人物者，计有《史记》中的《孟荀列传》《田完世家》，桓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宽《盐铁论?论儒》，刘向《新序》《别录》，徐干《中论·亡国》，以及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均只寥寥数语。汉代以后，提及稷下者更为少见。历代对战国百家之学的研究虽未曾断绝，特别是乾嘉以降，诸子研究勃兴，迤至清季民初，可谓洋洋大观，然而终未提出稷下学这一概念，未能采取稷下学的角度和眼光整理研究这一段极为重要的学术史。
这固然是由于年代湮远，除《荀子》《管子》尚属完整外，其余稷下诸子的史料均残缺零乱，研究起来困难重重，然而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为旧学的体系和方法所拘执。
直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现代学术的推动下，稷下之学才逐渐为学界所注意，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文章。1930年，金受申的《稷下派之研究》出版，可以视为稷下学确立的标志。该书约两万字，第一次把稷下诸子作为一个学术群体进行探讨，但把稷下之学归之一个学派却有违史实，不能展现稷下学的丰富内容。
1935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出版，书中对稷下诸子的生平和学术均有精到的考辨，特别是其中的《稷下通考》一节，概述了稷下学宫的地望、始末、荣衰、学风、人物及其行谊。钱穆的研究，真正奠定了日后稷下学研究的基础。
1944年，郭沫若发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和《宋钘尹文遗著考》二文，对稷下学研究有所推进，但也为后面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混乱。以上三人的研究，可以视为稷下学研究的先导。不过，稷下学这一概念至此尚没有明晰地建立起来。
“文革”之后，国学研究劫后新生，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稷下学研究顺理成章地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大规模的研究是在80年代初期，那时，稷下学曾热闹过一阵子，其声势之大，参与者之众，研究范围之广，均非40年代之前所能相比，陆续出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并召开过全国性的稷下学研讨会。
但这些研究都比较零散，人们大多浅尝辄止，仅有的几部著作亦止于资料性和介绍的层面，稷下学研究并未被推进到应有的深度，不久便渐趋冷落。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史来看，稷下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它几乎囊括了战国中后期所有的重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并对秦汉以后学术思想的走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有关稷下学的不少问题、不少领域还无人或乏人问津，或有待于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成说和传统的提法有重新审视和考虑的必要，特别是缺乏对稷下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著作。因而，稷下学的研究现状同它的重要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基于这种考虑，本书力图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对稷下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填补某些缺遗的内容，使某些尚显粗略的研究更为细致和精确，并对一些成说定论进行大胆的反思和修正。
长期以来，对于先秦时期的学术思想，人们往往注重对一个个人物、一个个学派、一本本著作的独立研究，而对各学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重视不够，特别是忽视了这些人物、学派和著作之间的横向学术联系，对他们之间是如何互相交流、影响和吸取的细节缺乏研究和揭示。即使是论及这种横向联系，也往往是只注重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指责，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和吸取。
因此，我们所见到的有关著作大多是学案式的，或曰个案研究的罗列，从中只能看到一个个人物的时代、生平和主要思想，只能看到一个个学派的发展线索。而事实上，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并非一条一条的“线”，更不是一个一个的“点”，而是一张纵横交织的“网”。因而，此种研究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稷下学缺乏研究。
因为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诸子百家之间的交流、争鸣、影响和吸取实现的，而这些学术活动，主要就发生在稷下学宫。对稷下学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诸子百家之间互相影响和吸取的细节，有助于理清这些人物和学派之间的横向学术联系和纵向发展脉络，对于先秦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纵深化和精确化，对于改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现状，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诸子百家汇聚在一起，通过争鸣走向融合，这是稷下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学术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融合不是不同学术思想的简单相加，更不是学派性质的消失，而是指某种互渗性、趋同性和互补性。在稷下，无论是哪一家学派，都在一边同别家学说展开争鸣，一边不可避免地受到对方的影响，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以本学派基本主张为本位吸取着别家之长。
百家之学就这样互相启发借鉴，互相濡染吸纳，激发出无数的思想火花，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异常活跃丰富，极富创造性。稷下的学术思想于是逐渐显露出一种“舍短取长，以通万方之略”的发展趋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融合。百家之学在稷下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它们是如何互相采撷的，探讨了哪些新问题，涌现出哪些新思想、新流派，这些学术成就对中国古代学术和社会政治产生了哪些影响和作用，如此等等，都是本书所要重点探讨和予以解答的问题。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源头活水，近世学者于此用力最为精勤，大师巨擘辈出，以至吾辈后学往往视之为畏途，惟恐在这块早已被反复耕耘得发热的土地上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笔者向来认为，跨越战国诸子而研治国学是不可取的，必须在此打下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在治学道路上真正有所创获。只要有正确的治学态度和得当的方法，有肯坐十年冷板凳的决心和耐心，就终能有所收获。这就是笔者选择稷下学这一题目的初衷。至于是否真的有所收获，只有请读者来评判了。
白奚
1998年4月于首都师范大学寓所
结 语
写完了最后一章，我仍然无法放下手中这支笔，总觉得应该对读者谈一谈自己研究稷下学的感受。
梁启超曾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观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发生在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影响实在是太重大了，至今仍然值得人们关注，我想主要在于两点：
其一是当年通过百家争鸣取得的学术成就。稷下百家争鸣有两个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那就是黄老之学的成熟和礼法互补治国理论模式的形成。虽然它们并没有来得及为当时的田齐政权所实践，但却相继主导了汉代以来两千多年整个的一部中国历史。至于活跃在稷下的百家之学，都是我们要加以整理继承并古为今用的宝贵文化遗产。
其二是百家争鸣的真精神——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此亦稷下学研究的主要现实启悟价值之所在。思想自由是百家学说产生和繁盛的前提，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可以算得上是思想自由的时代，诸子百家聚集学宫，讲学辩难，自由发挥，互相激荡，才有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稷下诸子虽“皆务于治”，但却不是出于政府的意志，他们保持着学术上的独立地位，政府对学宫的学术活动从不干预，亦不根据自己的好恶“独尊”或压制任何一派，而是任其独立思考，自由发展。不幸的是，随着秦皇汉武一统天下，百家争鸣不久就被漫长的思想定于一尊取代了，中国知识分子从此便与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无缘。“独尊”不仅钳制了人们的思想，也是被独尊者的悲哀，使之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成为政治权力的寄生物和思想统治的工具。追寻久违两千多年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应该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稷下的百家争鸣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那就是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必然要互相吸纳并导致最终的融合。这使我们联想到当今的世界。如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有东方式的，也有西方式的，有不同社会制度之争，更有相同社会制度的不同模式之争，此种情形颇似当年的百家争鸣。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全面交流与融汇已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下，任何有价值的思想文化应该都是属于全人类的，都可以在交流中互相吸纳，最终形成多元互补的全球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优化的过程，历史将根据优存劣汰的原则进行筛选。百家争鸣提供的历史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在如何对待本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上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
稷下学是一个大题目，本书的研究不过是抛砖引玉，我真诚期待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广大读者了解和共享百家争鸣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