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通行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从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的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关键词］经学；儒学；本质
[作者简介]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荣誉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中国经学。
经学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至今依然值得探讨的问题。传统的四部分类以经学、儒学分属经部与子部，现代有关经学史的论著都以汉武帝五经博士为经学的开端，以孔子开创的儒学为诸子百家之一，而在经学研究中流行儒学为子学，经学高于儒学的观念。其实，孔子开创的儒学与五经博士之学都是传承诠释五经元典的学说，不能因儒学与五经博士之学出现时间的先后，更不能据四部分类法，将五经博士之学与儒学分属两个不同层次的部类。
孔子开创的儒学
要正确说明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就得追根溯源，对孔子开创的儒学有准确的认识。孔子开创儒学是一个谁也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但以儒学称呼孔子开创的学派是否准确？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孔子开创的儒学？却是一个至今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
自孔子开创儒学，对儒学作出说明的是西汉的司马谈、刘安与东汉的班固。《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刘安是从孔子的开创来讲儒学，所以，着重从孔子对周公礼乐文化的继承来讲儒学的形成。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是这样评说儒学的：“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通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西汉言六艺，并不是指周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学，而是指经学典籍的五经。无论是《淮南子》的所谓”修其篇籍“，还是《论六家要旨》的以”六艺为法“，都特别重视儒学对五经的依存关系。
对儒学的最经典说明，出自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引言明教化者也。游文于五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虽然儒学并不一定出于司徒，但关于游文五经、宗师仲尼云云，无疑是对儒学精神本质、学派特点的最为全面而准确的说明。其中五经的经典文本是儒学成立的根本，是整个儒学发展依赖的根据；五经的精神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圣人之道，而尧、舜、文、武是五经精神的人化，孔子则是儒学开创者。离开五经的经典，所谓留意仁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皆无踪可寻。儒学的成立有赖于五经，五经是儒学开宗立派的根本，而五经的最终确立是孔子删定五经。五经同时也是经学建立的根本，因为经学是阐发五经元典的学说。肯定孔子删定五经，儒学以诠释五经为宗，经学是诠释五经的学说，就得承认五经的确立，儒学的开创，经学的开端，三者是同一的。
晚清著名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名著《经学历史》中，以孔子著六经，才有经学的开辟，虽然带有迷信孔子的成分，但确实道出五经的确立、经学的开辟、儒学的创立同一这一基本事实。细品司马谈与班固论儒学的话，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司马谈卒于公元前110年，是立五经博士之后的24年，看到了西汉五经博士之学的兴旺，“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通其礼”，绝不是先秦汉初的儒学，而只能是立五经博士的独尊儒术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班固游文五经、留意仁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论述，不也完全适合于评说五经博士的经学吗？完全可以说司马谈班固对儒学的论说，实际上讲的西汉经学。
儒之名，两见于《周礼》。关于儒的本义，前辈大师们多有考辩。先有章太炎的《原儒》，随后出现胡适的《说儒》，钱穆则《驳胡适之<说儒>》，冯友兰著《原儒墨》，钱穆作《驳胡适之<说儒>》，郭沫若撰《驳<说儒>》，大师们以深邃博厚的学识，对儒的本义、源起、儒学的内容等等做出了各自的精湛解说。《原道》第二辑发表陈来教授的《说说儒-古今原儒说及其研究反省》，后来居上，不仅对历代原儒、说儒的得失，进行了有充分理据的公允评析，还通过翔实的考辩，得出“前孔子时代的儒可能是对六艺有专门知识者”的结论。这一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但以儒称呼孔子开创的儒学，并不能反映儒学的本质特点。《论语·雍也第六》载，孔子曾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母为小人儒”，说明春秋不仅有儒，而且有君子小人的分野。小人儒是指以六艺讨生活之儒，君子儒指以阐发五经常道为己任之儒。孔子最有时代意义与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早年以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教，而是在晚年删定五经，及其用以教育弟子。孔门评价弟子的贤与不贤的主要标准，就是看是否知晓、践行五经的精神，孔子开创的儒学对后世最重要最深远的历史影响正在于此。正是有孔子的删定五经，确立了经学的元典五经，经学也才得以开端形成，儒家学派才能够建立。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往往要在许多年之后才会被认识，孔子审定五经、以五经为教方面的意义，并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充分认识，当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到孔子创立的学派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历史联系，而将“儒”的名称冠于孔子开创的学派。若从孔子的最重要文化贡献在审定五经，以五经为教而论，用儒这个名称来称谓孔子开创的学派显然是名不副实，没有抓住孔子开创儒学的本质所在。尽管用儒的名称称呼孔子开创的学派是不准确的，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能够准确反映孔子开创其学派的名词，就只能接受这一约定俗成的称呼。可是，孔子本人对这一称呼是不满意的，于是才提出“君子儒”与“小人儒”之辩，以标明自己所创立的学派与先前之儒的区别。
对何为君子儒，何为小人儒，《论语注疏》是从明道与矜名来分解的，以君子儒追求的是圣人之道，而小人儒则以名利为追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从天理人欲之辩来分解的：“谢氏曰：‘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然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代表汉学的《注疏》与宋学的《集注》的解说，表现了汉学、宋学各自的理论特色，都在一定程度上合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名言，有一定的根据。但孔子以义利分君子小人，只是对君子小人的原则说明。具体到“儒”，仅仅拘泥原则性的说明，是远远不够的。这两种解释并没有准确说明君子儒与小人儒的本义，但君子儒相关的义、天理，皆为经学常道的内容，所以，汉学宋学的解释又都暗合于孔子的君子儒小人儒之义。
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所载历代学者关于君子儒小人儒的解释，多数都肯定君子儒是与道德精神相关的人格。如刘逢禄《论语述何》，以“贤则识其大者”释君子儒；《集解》以“明道”释君子儒；《集注》以君子儒“为学者之称”。这些对君子儒的诠释，虽然没有点明君子儒以传授五经为务，但这些说法都与五经相关，因为儒学的明道之道只能是仁义之道，为己之学即成人之学，识之大者也只能是仁义之道的为己之学，而这些说法都是五经精神的体现。历代多数学者的诠释都旨在说明，孔子所说君子儒的本质在重道德，而道德就是五经的仁义精神，君子儒自然应该指以传授五经、讲求仁义之道的儒者，而不是依凭六艺讨生活的小人儒。
孔子以君子儒小人儒之别告诫子夏，就是希望他不要做以六艺讨生活的小人儒，而要做以五经的传授为己任的君子儒。子夏以文学著称，故孔子将这一希望寄托在子夏身上，子夏的确也没有辜负孔子的厚望，相传子夏著有《子夏易传》等传经的著作，并在弟子中重视五经的传授，是七十子中对经学的传承贡献最大的弟子，因而经学史上有子夏传经之说。子夏在孔门四科以文学著称，文学不是现代意义的文献，而是与经学相关的文学，汉人以文学为经学的别称，就是对孔子四科之一的文学与经学关系的最权威说明。以传承五经为务，是孔子所说君子儒的真谛。后世真儒、大儒、鸿儒与假儒、陋儒、腐儒之辨，都应该从孔子所说的君子儒小人儒之别来解释。
承认君子儒以传授五经为业，就得承认儒学是传授诠释五经的经学。固然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但只有儒家才是唯一“游文于六经之中”的学术。从学派意义说，儒家虽然可以称之为诸子百家之学，但从学术的实质而论，儒学又与诸子百家其他学派有重大区别，儒家与经学的学术本质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以阐发五经常道为宗。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汉武帝实行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不是以其他学说为官方法定之学，而且儒术独尊能够延续二千余年；也才可以说明为什么先秦到汉初儒学家的著作，如《论语》《孟子》《孝经》《礼记》，及其先秦汉初儒学家诠释五经的《公羊传》《榖梁传》《左传》《毛诗》，后来都被列入十三经，《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也成为四书学的经典；孔子弟子及其后学诠释五经的著作，如《子夏易传》《尚书大传》《韩诗外传》等，都在四部分类中被列为经部，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后来即使是所谓汉学代表人物董仲舒与宋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他们都没有先秦汉初儒学家被列入十三经或四书序列的经典著作，《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列为学官，也只是对四书的集注，而非四书本身。事实说明，先秦汉初儒学为经学发展做出的成就，是后来任何一个经学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这个时期是经学史上最为光辉的阶段。
五经博士之学
自孔子开创儒学，从先秦到西汉初年都无经学的概念，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才有经学概念的出现。《史记》一书，无经学一词。经学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共有12次。《兒宽传》载：“及(张)汤为御史大夫，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这是经学一词的最早出现。自此以后，西汉言经学皆指五经博士之学，如长安令杨兴推荐匡衡时，称赞他“经学绝伦”等。在《后汉书》经学一词出现25余处，都用于指称研习五经的经学家或相关学说，无一异义。这表明出现在汉代的经学一词，是用来称呼五经博士之学的专有名词。
经有法则、法典、经典、常道等义，先秦就有天经地义的说法。而天是汉代哲学的最高范畴，汉人以经学来称谓五经博士之学，表现了对五经博士之学的尊崇。用经学一词指称五经博士之学，带有将五经博士之学置于天经地义高度的哲学意义，也带有以经学典籍为法典，以经学为圣人之道等含义。设立五经博士是中国思想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巨变，经学一词的出现，正是对五经博士之学被置于凌驾于其他学说之上法定地位的反映。自汉代以后至今，人们都是以对五经元典的诠释来言说经学，几乎无人超出这一经学含义。
比较汉武帝以来的五经博士之学与先秦汉初的儒学，就会发现二者存在时间早晚先后的不同，民间的私学与政府的官学的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先秦汉初的儒学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可以与其他学派相互讨论、批评甚至批判，但五经博士为法定的官方学说，只能信奉，不能怀疑，更不能批评；先秦汉初儒学与其他学派的论争，主要是学派之争，汉武帝以后与经学相歧的学说，就会被社会所排斥，甚至被视为非圣无法的异端邪说。五经博士之学在汉代也成为读书人入仕的唯一“敲门砖”，通经入仕，成为时尚，这与先秦汉初知识分子的入仕，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出身的人物，往往更容易获得高官厚禄形成鲜明对照。
如果由此认定先秦汉初的儒学与五经博士的经学是不同时代的学说，就不得不承认经学是开始于汉武帝，在这之前是无所谓经学的。但是，这只是对先秦汉初儒学与五经博士之学关系的片面认识，只看到汉武帝的五经博士之学与先前儒学的时代差异，而没有看到二者学术本质的一致性，存在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本来就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最初成为五经博士的学者全部都是汉初的儒学家。所以，司马迁、班固追溯五经博士之学来源时，常常联系先秦汉初的儒学大师为说，如《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这说明五经博士之学不是儒学之外的另一种学说，而是先秦汉初儒学的继续。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重大文化制度，是保证儒学独尊，为经学发展作出的制度保证，而不是对儒学本质的改变。孔子开创的儒学以传承五经常道为使命，五经的常道经过先秦汉初儒学的日新不已的发展，不仅到汉武帝时成为时代的显学，而且已经深深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的共识。汉初政治家、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形成的马上得之，不可能马上治之的共识，更为汉武帝的立五经博士做好了直接的理论准备。历史的风云际会，水到渠成，让汉武帝来实现了这一点。
汉武帝的立五经博士，被后人归结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含有经学、儒学无本质区分，二者是同一学说的不同称谓之意。《汉书·武帝纪》有“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语，《汉书·董仲舒》中则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表述，虽然没有独尊儒术一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称也出自蔡元培，但这一说法自出现以后就能够被学者广泛接受，并长期成为评论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的流行观念，绝不是无道理的。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语，从儒学的独尊与百家的被抑黜的对立，说明了建立五经博士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汉书》所说的“表彰六经”与“推明孔氏”，虽然不是用的“独尊儒术”一语，但都与孔子开创的儒学有关，都是指儒学由私学变为官学。尽管罢黜百家不是禁绝诸子之学，但官方只认可儒学，只有儒学尊奉的五经才是官方认可的经典，通经才是读书人入仕的门径，在这个意义说儒学独尊是完全合于历史事实的。而儒学独尊的制度表现就是官方设立五经博士之学，既然如此，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将儒学由民间之学升为官方之学，只是儒学地位的改变，而不是儒学学术本质的变化就十分清楚了。
我们固然可以说五经博士之学是经学，却不能据此认定经学开端于汉武帝。因为判定经学儒学的标准，是学术的本质，而不在是否官方法定或民间之学。从经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学说来看，经学的开端应该以五经的确立为标准，而五经的确立是由孔子实现的，远在汉武帝的立五经博士之前。若以民间之学与官方法定的不同，将同一性质的学说认定一为儒学，一为经学的两种不同学说，这还有什么学理可言。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的所谓经学，与先秦汉初的所谓儒学，只存在是否官方认可的区别，而不存在学术本质的差异。若追寻为什么儒学能够独尊，其余诸子之学没有被官方承认的根源，显然在儒学的学术是以诠释五经常道为宗，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的文化基因，而也这正是经学的本质所在。
正因为汉武帝以来的经学与孔子开创的儒学就其精神实质、学术趣旨、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史记》《汉书》也用经学一词指称先秦汉初的儒学，如《史记·儒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这里所谓经学明显是指先秦流传下来的儒学，《汉书·儒林传》也有相同的记叙。《汉书·贾邹枚路传》邹阳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以经学与辩知、奇节相对，以说明齐鲁与齐楚、韩赵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也是指先秦搢绅先生为载体的齐鲁儒学。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言及五经博士或著名的经学家，常常被直接称之为儒或名儒、大儒，更是不绝于书。董仲舒是公认的公羊学大师，是公羊学博士，但刘歆称董仲舒“为群儒首”，班固称董仲舒“为儒者宗”，都是用儒之名，而不是经学之名，也就不难理解了。
正是因为汉武帝以来的经学与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一脉相承，所以，深知这一点的司马迁在记载汉武帝以来以五经博士为代表的经学时，用的是《儒林传》的名称。《史记·儒林传》是以五经的经典为纲目，来记叙五经经师传承的变化，也就是说《儒林传》是经师经典传授的记叙，是完完全全的经学记录。如果说司马迁著《史记》时用《儒林传》之名，可能因为当时还无经学一词，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但班固生活的东汉，经学一词已经成为称呼五经博士之学的专门名词，得以普遍流行，可是班固依然还是用的《儒林传》的名称，这就只能说他们是以儒学经学本质同一的观念在指导《儒林传》写作。而且这一现象直沿袭到《清史稿》都因而不改，几乎全都是用《儒林传》来记述研治、传授五经、四书的经学家，这不正是对汉武帝以来的历代经学是先秦汉初儒学的历史发展的认同吗?从孔子开创儒学的先秦到近代，除了有班固所说“儒家”者流的经学与经学家，哪里还有什么另外的经学、经学家可言？而历朝历代史记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及其《四库全书》所列的经学著作，无不是出自宗师仲尼的所谓儒学家之手。离开以传经为业的儒学家，还里能找出什么经学家？
只有元人著《宋史》，才在《儒林传》外，设立《道学传》，并置于《儒林传》之前，来表彰周敦颐、程朱所谓道学，以为只有程朱之学才接续孔孟之道，这明显受到韩愈道统说的影响。清代编著《明史》时，徐乾学、徐元文主张沿袭《宋史》，设立《理学传》，但遭到黄宗羲的激烈反对。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说：“夫十七史以来，只有《儒林》，以邹、鲁之盛，司马迁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孟子列传》而已，未尝加以《道学》之名也。《儒林》亦为传经而设，以处夫不及为弟子者，犹之传孔子之弟子也。历代因之，亦是此意。”黄宗羲明确讲到《儒林传》是“为传经而设”，十七史无异，根本用不着在《儒林传》之外去另设什么《道学传》、《理学传》。所谓《儒林传》“为传经而设”，只能是经学，既然是经学，以“儒林”为名，不正是以经学即儒学吗？
若经学与儒学真是两种不同的学说，在已经有了经学之名，特别是四部分类法已经出现，严格区分经子分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难道历代的史学家还会不顾这一常识，还要以子的“儒”代经，犯下不可饶恕的混淆经子的错误吗？尤其是在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黄宗羲还敢以《儒林传》，来理直气壮地反对设置《理学传》吗？如果不是这样，只能用司马迁等历代史学家与黄宗羲都深知经学儒学本质不二，汉武帝以来的经学，实际上就是先秦儒学的发展，二者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来解释。可以说，在司马迁与历代学者那里都是以经学儒学本质同一，来处理所谓儒学家与经学传承的关系，他们从没有将经学与儒学分裂，看成二种不同的学说。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儒学由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上升为官方认可的独尊学说，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带有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在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下，经学仅仅成为“游文六艺”的儒学家的专业，实际上就是儒家一家独享，而其余诸子学派的人都被剥夺了诠释经学经典的权利。对经学研究人员身份的限制，给经学的发展带来了局限性。但经学也因得到统治阶层的官方支持，获得了制度的保障与国家资源的扶持；而通经入仕的官方文化政策，使通经入仕成为知识分子晋升仕途最重要的手段，加之利禄的引诱，驱使知识分子纷纷投入经学研习中，许多人一辈子皓首穷经，为经学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并引发了经学学说的极度繁荣。班固在《汉书·儒林传》曾这样评说西汉经学在利禄刺激下的兴盛：“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经学在其后的发展中虽然有盛有衰，但被官方认可的统治地位，却一直没有被动摇。二千年来，在利禄的引诱下，经学人才辈出，著作汗牛充栋、不可计数，是其他任何学术都无法比拟的。
四部分类法的经学儒学
无论是从孔子开创的儒学，还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学，所依据的经典都是经学元典的五经，就其精神实质而言都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学说，这是完全相同。这原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历史事实，也是历代史学家的共识。但由于历史上长期流行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甚至在区分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时，有两汉经学的专门术语，只以经学归属两汉的学术，以儒学归于先秦汉初的诸子学派，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关误解；加之人们将四部分类的图书分类误认为学术分类，使原本清楚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而有儒学为子学非经学观念的普遍流行。
四部分类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产物。儒学独尊的历史变化，固然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官方的支持，但也使五经成为只能信仰，而不能怀疑、甚至不能模仿的经典。由此形成了唯经是从的尊经意识，使经学走向以注疏为主要形式的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从形式上退化为注疏之学，从这个意义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的经学主要表现为一种注疏之学。即使像朱熹这样的一代宗师，也是通过“集注”的形式来表现他的四书学思想。这也是西汉以后二千多年，经学著述再也没有出现先秦汉初那样多经典文本的原因。
注疏之学的兴盛的背后是尊经意识，表现在图书分类上是四部分类法的出现。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四部分类法就成为历代整理图书的不二法则。四部分类法以经史子集四部分列图书，以经部置于第一的位置，表现出强烈的尊经意识。四部分类法本是图书目录学的划分标准，但也具有划分标准学术高低的意义，人们常常以四部分类法来分判学术思想的高低。以经学为第一层次，史学为第二层次，子学为第三层次，集部为第四层次，由此必然得出经学最高，史学次之，子学又其次，集部为最后的结论。
四部分类法在《四库全书》得到极致的发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规定经部的标准：“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诂经即对五经的诠释，但诂经之作，并不一定合于经学常道。而四部分类法的所谓诂经之作，主要是指注疏形式的著述。因此，只要是对四书五经的注疏，都被归于经学，不过这样的经学并非阐发五经元典常道意义的真正经学，而是以注疏形式为特点的经学。尽管注疏是经典诠释的重要形式，也能够对经学的常道作出一定的阐发，但过分强调注疏，甚至将注疏作为判定是否属于经学的标准，那些对经学常道有深刻阐发的著作，因不具备注疏的形式，反而会被排斥在经学的范围之外。
正是以注疏形式为经学著作的评定标准，在四部分类法中许多经部的著作，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价值可言。一个不入流的所谓学者，哪怕是毫无创新的著述，只是因为是对经典文本的注疏，就可以取得了经的神圣地位，而被理所当然的列入经部，受到尊崇。而一个一流经学家的著作，不是注疏的著作，就被排除于经学之外。这就使经学走向庸俗化，这也造成了四部分类法中的许多经学著作，反而没有史部、子部乃至集部的某些著作更具常道价值的现象。
四库全书的《子部总叙》关于子部的标准是：“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按照这个标准，将儒学划归子部，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儒学根本不是“自六经以外立说”的学说，而是唯一“游文于六艺”的学派，其学术根本就在于经学六经的常道。四库全书以儒学归于诸子，根本就是完全错误的。但四部分类对儒学的错误定位，而造成了历史上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儒学大师的著作，虽然对经学常道的阐发远远高于绝大多数注疏著述，但因没有注疏的形式，都被排除在经部之外，而都被置于子部，有的甚至被列在集部，如《王文成公全集》；甚至连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四库全书》也认为归属经部，“非其实”，而只作为经部的附录而收入。当然，《孟子》一书后来被从子部改列为经部，甚至成为十三经之一，学术界说是由子升经，其实此说非也，《孟子》的列入经典不过是得到应有的认可，而不是什么由子升经，因为“自六经以外立说”的子，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成为经典的。早在汉代扬雄的《法言·君子》中，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扬雄以异于孔子的学说来判定诸子，明确反对将孟子列入诸子的范围，其根据就在孟子不异于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圣人之道、经学常道都是含义相同的同义语。
四部分类法以经子分属第一、三部类，固然根本原因在尊经意识，但也有一定的依据。汉武帝之后，经学作为官方的法定学说，具有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没有可与匹敌地位的学术，加之经学著述宏富，故能够独立立为一部。而儒学在先秦汉初都是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学派而存在，汉代讲经学之名，都是从五经博士而言，由此而言，以儒学列在子部，好像也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与理由。但图书分类不能作为学术或学派区分的根据，因为学派与学术不是分裂的，而是合一的，特别是就儒学与经学的关系而论，更是如此。
从孔子创立儒学以来，特别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经学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以历代儒学家为载体的，没有历代儒学家对经典的诠释发展，就无经学可言。而儒学就其精神实质而论，就是阐发五经元典的常道的学说，这是儒学得以成立的根据，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没有五经元典的常道，儒学就无安身立命之地；阐发五经元典常道学说的经学，又只能依赖于儒学学派而存在，离开儒学，经学就无依附的主体。只不过儒学偏重于学派之称，经学偏重于学术的本质而言，就其实质而言并无实质区别。
现代经学研究中，受四部分类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强调儒学非经学，以经子分判经学儒学，而忽略二者本质的一致性。如果儒学只是与经学无关的子学，就无法说明儒学为什么能够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儒术独尊能够通行二千余年等经学儒学研究中诸多重大问题。只有认清儒学经学没有本质区别，不可割裂为二，才能够对为什么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儒学能够成为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文化延续五千年等重大问题，作出合于历史事实与理论说明的双重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