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陈来

　　朱子的四书学研究，一向是以《四书集注》为主的研究。按传统的说法，朱子晚年在临漳合刻四子书，即把原来各自分立的论、孟、学、庸合为一体刊印，是“四书”成立的标志。不过事实上，正如本书所显示的，朱子中年时期已经在学术理念上将四书的研究合而为一，即以集注或章句的形式，把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思想贯穿于四书的注释之中，显示出他在理念上早已将四书视为一体了。在这个意义上，临漳四子的合刻，是朱子自中年以来已经建立的四书整体观念的一个重要的显现和结果。

　　在朱子四书学著述的形成问题上，本书做了认真的文献考察，指出朱子生时对四书的注释，在单行本外，或《论》《孟》集注合刻，或《学》《庸》章句合刻，在其生时尚未及合刻《四书章句集注》，从而对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混淆的说法做了严谨的厘清。本书又指出，朱子对四书的或问著作，其中《论孟或问》成于其四十八岁，而《学庸或问》后来不断修改，故前者多代表其中年思想，而后者反映其晚年思想，这是需要加以分别的。本书还指出，《论孟精义》一书曾经前后修订，刊刻名称亦有改变，庚子本为最后定本；而今流行的《精义》本并非定本，由此在文献上对《精义》定本努力做了复原。与以上这些研究相关联，作者还在朱子学四书文献上做了细致而扎实的文本考辨。本书对中华书局《四书集注》点校本做了细致的校勘，广泛涉及到引文句读、行文句法、人名误漏、校刊疏忽等方面，提出了不少质疑和改正，颇见功夫。本书还对朱子书信中涉及四书的部分，做了新的考察，重新考证了几十封有关四书的朱子信札，使其分析结论具有坚实的基础。以上所说各点，是本书在朱子四书学文献研究上的重要结论和重要贡献，值得充分表彰。

　　事实上，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传统朱子四书学领域的研究，如上面所说；一部分是关于朱子《四书集注》的诠释研究，后一部分内容丰富，方面亦广。新世纪以来，“经典与诠释”成为学界流行一时的主题，也引导了许多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本书亦受此影响，在四书的经典文献研究之外，《四书集注》的诠释成为本书的一个主要内容。这种问题意识与已有的朱子哲学研究有所不同，拓展了朱子学研究的面向。作者通过对朱子四书集注与或问形成的过程的具体考察，揭示了朱子的诠释思想，指出诠释方法及其变化对朱子四书诠释的内容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通过对《四书集注》中朱子对500余条引文的改写的考察，归纳出其改写的两种类型，具体呈现了朱子寓作于述的特点。作者还梳理了朱子与南轩有关其《癸巳论语说》的辩论，由此探讨了朱子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逐步突破二程的解经理念，建立起自己集汉宋之长的诠释方法的过程。作者认为朱子四书学不仅树立了一套新的经学系统，而且形成了新的诠释理论。

　　作者对四书集注诠释思想的研究，显示出其思想史研究的特点和学风，即一方面通过详细的、具体的深入考察，来进入诠释研究的细部，另一方面注意揭示朱子思想前后演变，展示其四书学诠释的动态发展过程。这都是目前经典诠释研究中所缺少的。同时，作者论述了朱子四书集注对四书各章节的阐发中表达的理学思想，尤注重其中的功夫论。近十数年来，功夫论的问题意识已为宋明儒学研究者普遍采用为内在研究的理路，此种儒学研究的意识也与以往哲学史研究有所不同，扩大了哲学史研究的范围。这些变化在这本书的特定研究中都得到反映，体现出作者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已进至学界的前沿。

　　许君家星，研究朱子四书学多年。本书以其十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长期的补充和修改，而最后完成。书将出版，承许君的雅意，要我写一序文。我读过书稿之后，深感这是一部朱子学研究的佳作。由于许君从事朱子四书学研究多年，已有较长久的学术积累，在各方面都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又能广泛吸收已有的学术成果，故使得本书能够把朱子四书学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者的研究力求把文本分析与义理解释融为一体，以朱子四书文本研究为基础，以忠实阐明朱子四书学本意为宗旨，注重文本的详密分析和深入解读，并注意在朱子思想前后变化中把握其四书学，其研究方法实为得当。在我看来，在有关朱子学四书研究的诸问题上，本书都依据史料，作出了确实有据的论断；其中的发明论述，多有前贤所未及处；其研究的细致与深入，亦为以往朱子四书学研究所未见。本书可谓迄今为止有关朱子四书学的最富有成果的研究，也是近年来我所看到的最见功夫的朱子学研究的成果。我期望在朱子学界将有更多的这类著作出现，使朱子学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陈来

2019年8月10日于京郊小汤山

序二/李景林

　　中国思想学术有一个源远流长的经典诠释传统。通过经典的诠释，赋旧典以新义，以面对时代的问题，因应当下的生活，形成切合现实、具有当代性意义的新的思想论域和义理系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和哲学家之“立言”或思想创造的基本途径和方式。钱穆先生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特标举孔子、朱子为其精神之象征，而谓中国思想文化“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朱子“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其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之创辟与发展之功，彪炳史册，“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与朱子的思想学说，乃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创造的方式和经典诠释的传统。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按照朱子的解释，述是“传旧”，作是“创始”。“作”为圣人之事，“述”则贤人之业。古人讲“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谦辞，这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更深一层说，孔子这个“述、作”之义，实开创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学术创造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路径和方式。

　　孔子言“士志于道”，自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乃终生以求道、达道为职志。又自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其心已达人不知不愠，遯世无闷，诚独对越在天的“闻道”之境。是孔子所谓“述而不作”，并非无所创作。特其所谓“作”，乃寄寓于经典系统的建构与诠释，而非独成一套形上学的理论体系以立言。西周学在官府，经籍典章掌于官司，官守学业出于一源。孔子生当周室衰微，诗书礼乐废缺的春秋季世，乃起而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删定六经以为教典，开私学以教化于民间。然孔子所定六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几种教材，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思想整体性的经典系统。孔子于六经，最重《易》与《春秋》。三代之《易》，曰《连山》、《归藏》、《周易》，本皆卜筮之书。孔子晚而好《易》，作《易大传》，“与史巫同途殊归”而归本于“德义”（哲学），转变《周易》为一展显天地阴阳之道的哲理系统，以寄托其“性与天道”的形上学理念。《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据鲁史而作《春秋》，其所重在“义”，以寓褒贬，别善恶、正名分，寄托其伦理和价值的理念。孔子以此贯通六艺，将其形上学与教化的理念寓诸一套以六经为中心的经典系统。孔子所开创的这个寓述以为作的立言方式和经典诠释传统，凸显了一种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哲学精神，规定了中国思想学术创造的一种根本的思想进路。

　　朱子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构成了影响嗣后中国思想学术达数百年之久的一个宏大精深的思想系统，其思想创造之路径，亦不外乎上述孔子所开创的这一寓作于述的精神传统。

　　汉唐儒略偏重于治道与经训，东汉佛教传入中土，经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人生之心性与精神皈依一面，积渐入于释老之途辙。宋儒兴起，旨在为儒家的外王事业建立其自身的形上价值根据，以接续原始儒学固有的人文传统，“重兴儒学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心性义理之学”为其精神特质的儒学系统。宋儒的经典诠释，由是一改汉唐儒因循师说，偏重章句训诂与经义疏解的传统，而注重于悟道传道，据经典以抒发心得，创标新义。一时学者率以己意说经，疑经弃传之风盛行，理学诸儒，疏于著述，类藉“语录”以说经论道。宋代经学，遂进入皮锡瑞所谓“经学变古”的时代。儒家依经典诠释以立言，其在经典与新说之间，常保有一种内在的平衡与张力的关系。历代学术，所重不同，亦各有利弊，如偏执一端而不知返，不能保持此两端之互摄平衡，则其学亦将流宕失据，而趋于衰歇。汉唐儒偏于经训，长于因循而失之浅陋。北宋以来，理学家则重在证道，长于创说却不免流于空疏。朱子早年亦受此种学风之影响，后则对此舍经谈空，“自作一片文字”的学风之弊，有深刻的反思：“某旧日理会道理，亦有此病。后来李先生说，令去圣经中求义。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因此，朱子之学，乃自觉地兼综融贯汉唐经学与北宋以来的理学新传统，以极宏大的思想格局，通过对古代圣道传承、宋代学术新统、新经典系统、心性义理思想、社会礼仪系统的重建，以及对民间学术与经典传习的关注与推动，构建出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蓝图和学术系统。其在经学方面，则因任时代及儒学思想视域的转变，着力构建出一个以四书为重心而辅以五经的经典系统。其对经典的诠释，亦特别重视吸收汉唐经学之所长，本汉唐注疏以别章句、通训诂、正音读、考制度，在此基础上来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在这里，经典与思想之间，乃显现为一个缘生互动的动态过程：一方面，诠释原则和思想重心的转变引发与之相应的经典系统重构；同时，经典的诠释又使如太极、理气、理欲、性命、心性、性情、性气、格致、本体工夫等观念凸显出来，构成为一新的话题系统和理论视域，经典由此乃以一种意义重构的方式显现为活在当下的思想。“绾经学、理学为一途”而集汉唐经学与宋代理学之大成，成为朱子思想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朱子穷毕生之力所著《四书集注》，便是凸显此一经典诠释方法的典范之作。它把孔子所开创的寓作于述的经典诠释和立言方式发挥至极致，而其所确立的“四书学”体系，亦成为影响嗣后数百年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教育及价值观念的核心经典系统，其在当今社会，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和教化作用。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儒家这种经由经典及其意义系统的重建以“生产”思想的立言方式，为源自西方的学科化模式所代替，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基本上被纳入到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研究。百年来，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实现了现代的学术转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方法与内容的疏离”，即研究的诠释框架和原则对于儒学及中国思想学术的外在化。这种“方法与内容的疏离”，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精神特质与生命整体性的意义缺失。因此，我提出“将方法收归内容”这一途径来对治此弊。近年来，亦颇有学者强调经学对于中国思想学术研究的基础性意义，探讨宋代四书学、经学与理学关系等，亦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许家星教授的这部《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就是近年这一研究方向上的一项重要成果。此书对朱子四书经典诠释与义理建构之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不仅对推进朱子学和宋明理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经学诠释方法，调整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也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书稿以“经学与实理”为题，乃是取自朱子深切反思之语。朱子早年亦习染于二程学派率以己意解经，脱离文本以敷衍自家义理之风气。后来渐认识到此诠释风格空疏、近禅之病，而逐渐扭转之，终走上合经学与义理为一、汉学与宋学并重的道路。书稿在朱子辨张无垢《中庸解》、辨南轩《癸巳论语说》两节中，给我们生动呈现了朱子在诠释理念上的具体转变之路。朱子中晚年自觉倡导经学与实理合一之方，全篇书稿紧扣朱子如何实现“学与理合一”这一主旨展开。一方面，书稿不少章节看似是纯粹的学术考辨问题，如第一章第三节“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重新考证朱子四书学的形成，第六章辨正通行本《四书集注》的校勘、探究《论孟精义》的复原、考察朱子四书书信的年代。此等工作其实皆非一般意义上的考辨之举，而是蕴含着著者对朱子“以义理定训诂”精神的揭示与遵循。兹举一例为证。在“《四书集注》点校献疑”一节的“行文句读”部分，著者质疑《论语·公冶长》中夫子关于令尹子文、陈文子“未知，焉得仁”的断句违背朱子本意。传统上以郑玄为代表的汉学家把“知”读为“智”，将此“知”当作与“仁”并列的名词，认为智是仁的前提。朱子则主张当读“如字”，以“知”为“知道”意，据此，故当删去此句中的逗号。此非一无关紧要之问题。盖朱子还特别提到主张“识仁”的胡五峰亦主张郑玄说。现代学者亦有主张此解者，认为此“知”为认识论意义上的“知”，是仁的必要条件，体现了夫子仁与智统一的思想。另一方面，书稿将对朱子之理的揭示融入朱子之学中，如对朱子道统这一习见的理学论题，书稿非泛泛而论，而是紧扣朱子对克己复礼、忠恕一贯这些《论语》中具体而重要章节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得出了颇为新颖可信的认识，确有发前人所未发处。此外，书稿对朱子理学思想、工夫论、诠释理念的论述等，亦皆融入于朱子对具体经典的解释中，体现了很强的“学、理”结合的特色。

　　总之，著者秉持朱子“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的理念，采用融文本分析与义理解释于一体的手法，使得书稿呈现出文献扎实，分析细密，视角新意的特点，体现了著者既善于学习已有成果，又勇于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著者将本书定位为一哲学史的叙述，力求客观呈现朱子四书学本来面目，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著者对朱子学的亲切体会。

　　本书原稿，是家星随我攻读博士的学位论文（原名《朱子四书学研究》），该文曾获评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家星2008年6月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到家乡江西南昌大学任教，转眼已是十一年过去了。去年初，他作为引进人才从南昌大学调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回到了我的身边。在这十多年间，家星心无旁骛，始终专注于朱子四书学与宋明理学的研究，陆续有相关研究见诸杂志。他将这些研究成果增补入本书，使其更加完善和厚重。今日，他的这部书稿终于杀青，付梓之际，索序于我，我亦颇感欣慰，略述数语于上，并希望家星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学术成绩。

李景林

2019年8月序于南戴河之海岸别苑

后记

　　本稿是笔者200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修改稿，迄今已11年矣，记得两位老师先后授意我早日出版，而我拖延至今，可见是如何的怠惰了！当时延宕的理由是有待修改，而如今示之于众者，仍然是如此的不济，可见我又是多么的朽质了！虽竭驽钝，而未能自慊于心，今文稿付梓，在此诚挚地向诸位教导、培育、关心我的师长致以深切歉意和真诚的感谢。于此，特别感谢博士论文的审阅答辩先生：张学智、廖名春、郑万耕、张奇伟、彭永捷诸师，他们对论文的包容肯定，使我顺利走向人生的下一站；对论文的中肯批评，使它减少了昔日的纰缪而见之于世。

　　十四年前，蒙业师李景林先生不弃，将我收入门下，这份幸运所带来的幸福历久弥深，无计可逃。先生以其高瞻远瞩之学术睿智，选定了“朱子四书学研究”这一足以使我安身立命，终老于斯的论题，这是我要感谢先生的。先生气象雍容，充养有道，其持身方刚正大，其处事严辨义利，其应世洒脱自得，乍望俨然，即之温然，堪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典范。郑万耕师严毅慈仁，于家星扶掖独厚，甚或过于门下弟子，每念及此，顿生深负栽培之恐。京师中哲是一个谦和、融洽、凝静、笃实的学术群体，董志铁、张奇伟、强昱、李祥俊、章伟文等诸位先生皆以宽厚、谦冲为怀，于诸生皆抱一体关怀之心，而无彼门我户之分。家星受诸师道德文章之熏陶感化之深，没齿难忘。老景师门是一温馨大家庭，诸同门以不同方式予我甚多支持和鼓励，于此特别感谢陈清春、华军、田智忠、刘红卫、张连伟、彭耀光、陈多旭、张勇诸师兄及何凡、程旺师弟。

　　对每位学子而言，毕业之后的就业影响人生道路者至巨。星也何幸，在因出身卑微而求职无门的困境中，仅与我有一面之缘的杨柱才先生慨然援手，不惮辛劳，多番努力，使我终得以破格就职于南昌大学哲学系。嗣后十年，先生对我身教言传，悉心培育，无微不至，使我的生命学术走入正途。先生人品高洁，表里澄澈，慷慨仗义，诚笃公正，其学实得濂溪诚学真昧，实造乎成己成物诚以动人之境，可谓直追古人矣！星也幸，得以追随先生多年，每观先生行事，不由慨乎“斯世也而有斯人也！”今虽远别先生，然先生所示之轨范，洵已奉为人生之圭臬。南昌大学哲学系是一个有传统和底蕴的学术群体，星曾有幸厕身其中，愉悦融洽，全赖杨雪骋、詹世友、徐福来等诸先生提携包容，于此深致谢意，并敬祝哲学系蒸蒸日上。于此同样感谢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芳霖、袁礼华、宋三平，中文系王德保、徐阳春、胡松柏等师长之培育护持，使我在人文学院度过了十年愉悦美好的岁月。

　　学术研究离不开学习前辈成就。宋明理学是当下中国哲学研究颇为活跃的领域，产生了《朱子哲学研究》等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星也幸，不仅能从前辈大作中得到启发，而且还直接受益于陈来、林乐昌、李存山、张学智、郭齐勇、杨国荣、朱汉民、朱杰人、向世陵、陈少明、吴震、何俊、乐爱国、罗传芳、乔清举、肖永明、彭国翔、方旭东、徐公喜、朱人求等诸先生的指导、提携。于此，特别感谢陈来先生与景林师百忙之中慨然赐序，拙作浅陋，实不堪大序鼎言之重，然两位先生提携鞭策之意，则拳拳在膺，谨识勿忘。当前宋明理学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开放群体，对相关学术会议的参与，使我在学术研究和同道情谊上有很大收获，每次会议的交流切磋，实有“吾道不孤”之乐。于此，衷心感谢各会议主办方所给予的宝贵学习机会。国际交流和异域同道的情意，倍显珍重。笔者甫一就职南昌大学，即蒙柱才先生鼎力荐举，在高在旭教授等支持下获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赴韩国建国大学郑相峰教授处开展访学研究。郑先生亲自带我熟悉学校图书馆，办理借阅证，使我在韩期间得以尽力对文稿加以撰写修改。于此，向高先生、郑先生表示衷心感谢。在韩期间，我与乔清举教授一起参与了高丽大学金彦忠教授、田炳郁兄组织的《朱子语类》读书会，至今难忘灯光下中韩学者专心读诵研讨朱子著作的情景，这令我对朱子学的重要意义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于此，谢谢二位先生。2016年在美国访学期间，我对英语世界的四书学研究作了极为初步的考察，其文字亦略见诸书稿中。感谢素昧平生的南乐山(Robert.C.Neville)教授的邀请，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不仅见之于文，且体之于身。其高足宋斌博士每周在教堂举办的“波士顿儒学读书会”，尤其是在教堂举行的简单祭孔仪式，使我对儒学的未来和全球意义有了乐观的印象。

　　学术论文的发表对青年学者学术兴趣的坚持乃至学术道路的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非常感谢众多学术刊物编辑老师的支持，使我有了在高校存活下来，继续从事学术工作的可能。由于气质偏向和学术喜好之故，我仅能写些具体老调的小题，故诸多论文的最终面世，实在离不开诸位编辑老师的垂青厚爱。于此，诚挚感谢《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杂志》、《孔子研究》、《江汉论坛》、《哲学与文化月刊》、《中州学刊》、《栗谷学研究》（韩）、《学术研究》、《国际汉学》、《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华文化论坛》、《南昌大学学报》、《朱子学刊》等刊物对拙稿的采纳，感谢诸位编辑老师的辛勤付出和评审人的宝贵意见。在当今版面极其宝贵、论文字数严格限定的情况下，我有一些难以割舍的长篇考据论文，在严格的审稿，漫长的待刊中，而幸得北大《国学研究》、《哲学门》等辑刊刊发，于此深致谢意。它使我觉得，纯粹传统的论文抒写方式并没有被彻底地放弃，而经受检验和坚守等待则是学术工作的惯例。有一次的印象特别深刻，2010年我在无处可投无所期待的心境中给《国学研究》瞎寄一篇4万字论文，2013年4月上旬的一天，晚八点多，我正在逗玩即将两岁的妞妞，突然接到编辑部通知修改稿件的电话。看到身边的女儿，意识到文章撰写投寄时她还未曾与我们结缘，可如今已经成为两岁多的新生命了，而论文还在待产的路上，还没有成为“新生命”。于此悟及坚持和等待应是学术研究应有之心态，谨以此与比我更有朝气的年轻朋友共勉。

　　依照现时代的学术标准，我是完全没有资格踏入学术门槛的，尤其是跨行进入哲学学科。然幸得诸师友呵护，而得以滥竽其间，在第一部著作付梓之际，我无法不向他们致谢。1996年中师毕业后，我在赣西北偏远乡村作了6年小学教师，期间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中文本科学历。2001年本科论文撰写，幸得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赣方言专家陈昌仪先生指导。先生是赣方言研究的开拓者，治学严谨，成就斐然，乐观通达，古道热肠。不仅悉心批阅我的论文，更鼓励我报考硕士研究生，并问我对什么方向感兴趣。我素好古书，而苦于时常需要借助注释，提出希望读一个能读懂古书的专业。先生说，语言学下的古代汉语方向较适合于你，并建议我有问题可写信求教于该专业的余让尧教授。我备考信心不足时，曾斗胆给素昧平生的余先生寄信一封，志忑不安中很快收到先生回信一封，一张信笺上先生手书“有志者事竟成”六字以为勉励。另几张信笺则是正在先生门下读研二的潘祥辉师兄的回信，因潘师兄与我经历相似故也，故先生托其指点于我，以期收到指引鼓舞之效。于此可见先生提携后学之周到恳切了。这是我终生感念于先生和师兄的。于是乎我即如愿以偿拜入余先生门下。先生风度儒雅，立身端方，谨言慎行，言谈举止，蕴藉雅致，举手投足，颇具古风。先生治学由音韵、训诂而驻足于古籍校勘，得心应手，精通典籍而不轻于著述。先生给我确定论文以《说文解字》为方向，盖此为治小学者所必经之途也。从学先生期间，在提高古籍阅读能力之时，得以略窥清人朴实严谨、崇实恶虚的治学风格。星至于今，仍受其赐。求学时的南昌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教研室，志在申博，师资强大，各有专攻，家星实得诸师沾溉匪浅。工作之后，又幸得李胜梅等先生热心提携，铭刻在心。读硕期间幸识周韧、华林、向军、礼淼、国春、海斌诸兄，虽趋向不一，然皆品行淳笃，惠我良多。

　　我离开山区乡村小学已十七年矣，然仍不时梦回其境。其时条件艰苦，薪水微薄；环境闭塞，爬山赴校，肩挑手扛，习以为常。在通常由5人组成的全校员工中，当地代课民办老师日子则更为艰辛。然他们于我所给予的体贴和照顾，至今思之，无法忘怀，而有以自励。尤其是许大哥大嫂贤伉俪，知我有意上进，主动邀我搭伙食，免除了我不善炊事的困窘。大嫂厨艺上佳，虽粗茶淡饭，亦甚可口。每日早晨，煮好“春丝”面条，就给我盛满大大一碗，喊我先吃。对早已饥肠辘辘的我来说，这一碗热面及时无比，我恰如饿虎扑食，一扫而光，至今思之，犹觉美味。大哥仁厚，大嫂能干，处处维护散漫无知之我。记得有件极小之事，一日晨，巧遇卖肉者过，余即购肉1斤有余，拎回厨房，大嫂视之，觉其有诈，竟是肉包大骨头，极气愤，掷回卖肉者，斥其身为学生家长，竟如此蒙骗于老师，天理良心何在云云。其人自觉理亏，我亦甚觉不安，大嫂复语我，日后不用劳神此事，专心读书即是，以免人之欺诈。可见大哥大嫂于家星是如何的爱护备至了。家星于此，谨对大哥大嫂和昔日同事朋友之助，一并感谢。

　　我长于一个温馨、和睦的乡村大家庭中，双亲之慈爱，众姊之呵护，乡邻之友善，使我从小浸染于儒家主张的孝悌忠信、友望相助的氛围中，不过当时日用不觉。有几件事情印象特别之深，昔时家里通常一年养一头猪杀，杀猪后，母亲就会把新鲜的猪血加上姜葱煮成一大锅猪血旺，然后嘱我一碗一碗分送左邻右舍。我很乐意承担此任，邻舍在接受之余，总会说一句“难为多谢啦”。邻舍家杀猪，亦同样分送于诸家，而我就在这淳朴的多情中品尝了人间最美的猪血旺。另一件事，在我十五岁上师范那年，家里并没有宴请，邻舍自发送来了足足200个鸡蛋，以示对我上学的祝贺和支持。在我考上硕士研究生时，他们亦同样自发表示了对我的支持。而我至今是没有宴请过他们，亦未有助于他们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滴水之助，让我发自肺腑地感受到，虽远离乡村，寄居他乡，然此心始终与家乡血脉一体，无法割舍，亦常使我愧疚至今未能有所贡献于生长于斯的父老乡亲。在本书即将面世之际，更加深切地怀念父亲。父亲离开我已经六年了，但我常常觉得他没有走，不时泛起想和他说说话的念头。他对我始终保持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时刻留意而无微不至。因为这种印象是如此刻骨铭心，我相信他在天堂仍在微笑着，一如既往地关爱我。我晚上睡觉向来一觉醒，记得读博期间有次回家，我在二楼睡，父母住一楼。第二天早上年近古稀的父亲说，“昨天半夜起风了，不知道你关了窗户睡没有。夜里到你房间一看，果然没关。我帮你关了，小心着凉。”父亲从我降生斯世，至年近而立，就是如此始终如一地呵护着我，晚上替我关窗户，盖好被子，这已经成了他一生的习惯了。我在攻读硕博的六年期间，父亲让我每两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或偶忘之，一向节俭的父亲则会及时来电询问。姊姊们即便都四五十岁了，告辞父亲外出打工乘车时，父亲总会叮嘱“到了打个电话过来”，如未及时回电，父亲就会立即去电询问是否已安全到达。父亲就是这样以全副生命惦记着他的孩子们，即便孩子已经成为奶奶外婆。这使我深信，这本书稿的出版，惦记着我的父亲在另一头一定能感觉到并欣慰着。

　　特别感谢母亲对我的严和爱，母亲虽是文盲，却能干、聪明，识大体、明事理。她对作为独子的我始终督导严紧，时刻检束我的言行举止，一旦稍有不检，即严正训导之而不假辞色。她教会我南方农村基本的农业生产能力，使得我作为家中唯一的最小的男孩，养成了不怕艰苦、坚持不懈的习惯，而没有滑向人生的另一面。印象最深的是水田插秧栽禾，母亲是插秧能手，为了锻炼我的插秧能力，母亲从一整块田地里指定一小段让我单独完成。我弯腰栽一会，就总要回头看看还剩多少，总觉得身后水汪汪的一大片空田，怎么也栽不完。母亲说，“你不能总回头看还没栽的田，而要朝前看你已经栽了的，你就会觉得你已经栽了很多，继续栽下去，总会栽完的。”结果是母亲的话应验了，“只要你坚持一把一把的栽下去，田总要栽完的”。这使我对“坚持”拥有了切身的人生体会。如果说我性格中有一点点长处的话，那就是母亲教给我的“坚持”二字。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姊姊们从小以来的照顾、爱护，感谢她们以父母之心为心，体谅父母对我的偏爱，或由此亦受到些委屈，然始终不改对我的由衷疼爱。她们于人前表达对我的珍爱，最常说的就是一句朴实的话，“我家里就这一个弟弟”。在这里，不由怀念已逝去多年的大伯，他对我的疼爱甚至是让比我大两岁的小堂哥至今不能释怀的。众多的堂哥、堂姐们对我——家族中最小的一位弟弟给予我的宽容和偏爱使我深深感到大家庭的温暖。

　　衷心感谢内子少芳的支持，她实在是兼具传统女性美德和现代知识女性素养于一身的，与我同心同德，同甘共苦。毕业之际，长于山右的她甘心随我南下气候迥异、饮食反常、言语陌生的江右，今又放弃适意的工作，伴我北上，攻读博后，再谋出路，颠沛流离，从无怨悔。她不仅在工作事业上与我共进退，且使我的生活充盈愉悦，她奋力给我带来了一对可爱的儿女，使我的人生发生了质的飞越，让我倍感生命的完整和幸福。感谢忠厚善良的岳父母的支持，为了照顾念念，他们付出了全部，自太行而奔赴豫章，自豫章复辗转京城。

　　在离开哲学学院十年之后，在韩老师和学院领导、师长，尤其是中哲教研室诸位先生的支持下，去年家星有幸作为补充师资，被召回母院继续学习深造，深感荣幸而又倍觉压力时有绠短汲深，道阻且长之感。重回学院使得始于博士论文的书稿，在十一年之后，因缘际会，得以重新回到当初孕育它的地方，并加以公开出版，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必须提及的是，拙稿的写作与出版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别感谢各位评审专家在课题立项、结项工作中所给予的支持和指导。课题在连续申报5年之后立项，又在下一个5年之后结项，这一经历使我深深地感到课题的不易，幸运的是，不久前拙稿意外入选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感谢评审专家的宽容和支持。在拙稿孕育的漫长时间里，五位论文答辩专家，五位课题鉴定专家，八位成果文库评审专家的批评性意见，已经为本人未来朱子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此衷心感谢诸名匿名师长的包容和指导！同时也要感谢陈超、金智博、王世中、孙玲玲同学对书稿的详细校对，感谢责编冯春凤女士对文稿的精心编辑。

　　今年恰逢朱子诞辰890周年，谨以拙稿献给伟大的晦庵先生！

江右后学许家星

谨记于北师大励耘10楼

2019年2月24日

2020年11月30日补记于北师大前主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