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年1月24日

　　主办单位：光明日报、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光明网

　　主持人：李兵（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嘉宾：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徐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怎么认识传统书院

　　主持人：书院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地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从唐代中期到清末书院改制，书院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延续了千年之久，遍布全国各地的书院有数千所之多。书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间，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学方法，成为宋代以来中国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传播、藏书与刻书的重要机构，因此受到普遍重视。到了清朝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也就是1901年的9月14日，清廷宣布书院改制为学堂，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就从制度层面上走下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尽管如此，书院并没有消失，不但一些传统书院继续在办学，而且现在还出现很多新式书院。

　　下面我们开始这次孔学堂冬季论辩大会，首先请三位嘉宾来谈一谈中国传统书院以及书院发展的历程。

　　朱汉民：今天我们讨论书院的话题，蕴含着一个背景，就是书院这样一个中国传统独有的教育、学术、文化的组织形式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间。在追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书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国传统书院。在我看来，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发展到最高阶段出现的独特教育组织形式。中国是一个重视教育，以教立国的国家。春秋战国时代，民间私学的兴起推动了整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大转型。先秦诸子百家之所以形成，就跟私学形态有很大关系。两汉经学是跟太学、精舍这些教育组织、学术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宋代出现的书院，可以说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特质继承了下来，把汉代以来的经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书院非常重视谈一些高深的哲理，还吸收了佛教的禅修，成为儒家士大夫进行自我心性修炼、人格修炼的场所。宋代书院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正像宋代的学术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集大成一样，书院也可以说是传统教育的集大成。

　　宋代书院继承了传统教育各种制度上和教育理念上的特色。在制度上，书院把各种传统教育的制度结合起来，吸收进来，融入自身之中。在教育理念上，书院复兴了先秦儒学求道和求学相结合的基本追求。书院不仅是求知的地方，而且还是求道的场所。书院是教育改革的结果，代表了宋以后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转型。中国历史的唐宋变革，带来了学术上的转型、教育上的转型，最后就出现了书院这样一个特殊的、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的教育机构。书院形成之后，迅速受到了关注和欢迎，历经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办学，成为中国传统的一种主流教育形式。所以，到了晚清改学制，书院被废掉，很快就又有人开始倡导恢复书院教育，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程方平：我因为参加了一些书院的筹办，所以有些不一样的思考和体会，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首先，我们怎么来认识书院？我有两个想法：第一，它为什么不叫学院、教院而叫书院？这跟唐宋的文化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纸质书本的出现有紧密关系。唐宋在文化上都非常有建树，对于各种经典的整理、刻印、传播都非常下功夫。比如说，江浙一带在唐宋时期藏书量大大增加，在官学藏书可能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地方一些豪绅、文人有着大量藏书，他们愿意把这些藏书变成可以共享的教育资源。第二，宋代书院的发展有“三教合一”的基础和背景。儒学虽然有官方支持，从汉以来有官学体系，但是儒学的民间传播不如佛教和道教。作为官定的儒学就要想了，为什么人家做得这么好？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意识到，儒学教育资源还不够充分，教育的生态还需要更丰富。所以，儒学士人能够不完全局限于正规学校而发展出书院这样一种教育形式。

　　书院是一种非常灵活的组织或平台，在现代教育还不充分的时候，它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书院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就是因地制宜、因学习的目标制宜，不必受那些标准化的形式和规范的束缚，因此成为能够被大家广泛使用而且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教育和文化形式。而且，书院不仅可以为学历教育服务，还可以为改善社会风气服务。所以，我认为书院在今天仍然会有生命力。尽管目前各类书院鱼龙混杂，但是通过深入的讨论、认识、探索，书院不仅在中国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可能还会给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案例。

　　徐 勇：关于中国传统书院的发展，我有一些基本观点，其中也涉及对书院的基本评价。

　　我认为唐代虽然出现了书院之名，但是没有书院之实，也就是说书院在唐代还不是一个教育教学机构，而是一个修书之所，特别是一个读书的地方。所以我赞同传统的观点，书院是始于五代，而不是唐朝。

　　中国书院的黄金时期应该是在两宋。北宋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规范和取士名额的扩大，很多人都要求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但北宋初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顾及文教，官学容纳不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书院便率先发展起来，出现了所谓的四大书院。但是随着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元丰兴学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初步解决了就学的问题，书院又开始走下坡路。书院最好的时期应该是在南宋时期，朱熹和他的学生以书院为阵地，可以说是开创了书院的传统和精神。

　　另外，我自己研究元代书院。元代书院的特点是官学化，其实它可以说彻彻底底是一种官学。一是，元代对新建书院有一个很严格的审批程序，审批的时间很长，审批的程序很繁杂。在元代，一所书院通过审批差不多要经历五到十年的时间。二是，元代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非常强，主要体现在所谓的官派山长制度。还有一种官办书院，跟其他的府州县学没有什么两样。按照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元代有超过1/5的书院是官办的。元代的这些措施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书院游离于官府控制之外的这样一种私学的性质。而到了明清时期，情况更糟。除了王阳明、湛若水后学创办的一些研究传播心学的书院，以及清代一些致力于汉学研究的书院，从主体上来说，明清时期的书院就是科举养成所，就是科举的预备学校，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非常频繁的考课。这样一种情况，还远不如那些平时可以在家学习，只是参加岁试和科试的那些府州县学的生员。所以对元明清时期的书院，我认为它完全成了官学的一部分，或者是科举的养成之所。这就是我对书院历史的一个看法，也涉及对书院的基本评价。

　　主持人：我认可徐老师说的，书院实际上跟科举的关系还是很密切。请问各位老师在这个主题方面还有没有需要再补充的？

　　朱汉民：徐勇兄讲的这个话题，我做一些补充。首先，就是怎么看元明清所谓的书院官学化。元明清时期，除了一些大儒办的书院，大量的普通书院按照官学的程式，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学术成就也不高，如何看待这一部分书院？这些书院还是具有和官学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元代有很多书院是受到了管控，但是相对官学还是更为重视民间教育、重视学术，成为有些不愿意在元朝做官的儒家士大夫研究学问的地方。朱子是宋代儒学的一个集大成者，在书院的制度建设方面也确实很重要。我在思考一个现象，就是整个宋代学术和书院的这种重合。从开端的范仲淹、孙孚、石介、胡瑗这些人物，到南宋发展到高峰，南宋的那些大儒全部办书院，朱子、张南轩、陆象山、包括吕祖谦等等。朱子书院的建成也是在继承北宋一些大儒的工作，特别是吸收了孙孚把道统和书院结合起来的传统。

如何看待新办书院

　　主持人：这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日益升温，实际上催生了各种当代书院或者是新办书院，但也出现了一些书院乱象。对这些新办书院，各位嘉宾怎么看？

　　程方平：2000年以后，书院为什么复兴？跟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是有非常紧密关系的。回顾书院发展的历史过程，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如果只有正规学校一种模式，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学习型社会”。所谓的“学习型社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就有类似的理想，比如跟农业经济相对应的“耕读传家”。

　　在传统社会中，除了私塾以外，更多的就是民间办的书院。书院是中国的一个文化教育传统。对于官学来说，民间的各类书院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补充、借鉴甚至是竞争的作用，这就是生态。我们现在的许多教育问题，如果有了书院的参照，不少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书院既是一个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文化机构，还是一个可以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平台。我觉得书院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一种好形式、好路径。所以，我对书院的复兴充满信心，也一直在极力呼吁。中国书院的回归，不是照搬传统，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好多与时俱进的尝试。

　　我们现在的书院，其实是一种源于学术和民间的自发组织或机构。当然，也正是由于它们起自于民间，所以在规范性建设方面可能会有一个过程，就跟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一样。我想书院复兴既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了书院的真正价值，就一定会按照更加综合性的标准来审视和评价当代书院，包括社会性、开放性、学术性、思想性等。至于那些过于商业化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书院，我觉得需要有个过程来改善。

　　朱汉民：关于新办书院，我想那些冒书院之名的所谓书院，不应该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我们讨论的应是真正在继承传统书院的精神、制度以及它的一些功能的这些书院。这些书院我曾经把它们分成几类，一类就是作为文化遗产的书院。这类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有几千所，现在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也有一百多所，还有很多书院是被毁后完全重建的。这些传统书院如何发挥功能？它们不是一些死去的文物，供人凭吊的地方，而是应该鼓励多种力量，包括政府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企业的力量以及学者的力量，大家来共同推动这些书院的复活。还有更多的新书院，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最近十多年以来大学教育体制内新办的一些书院。这些书院基本上是两个东西的结合，一个方面是在整合西方的学院制度，另一个方面又是在整合中国传统书院的制度。因为中国传统书院就有一套师生之间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的形式，注重人格的全面成长。书院的管理方式和西方的住宿学院制度结合起来，把学生的生活事务管理和通识教育结合起来，就成为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的新办书院。这种通识教育和学生住宿管理结合起来的书院，把现代教育和传统书院教育结合起来，使得传统书院的一些精华能够从制度上进入现在的大学体制，来弥补现代大学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过分的专业化。当然这还是一种试点，但是我认为这种试点是一个很好的趋向。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书院，比方说很多大学成立的国学院、儒学院或者就叫书院，以国学教育和研究作为特点和主旨。这种类型的大学书院，其功能和价值在于恢复国学教育。另外，更多的是高等教育体制之外的书院，这确实非常复杂。这些书院包括很多地方的社区书院、乡村书院等，通过各种各样的讲座、课程以及人才培训来做一些复兴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方面的事情。我认为这种书院可以弥补现在大学教育的不足，承担一些社会教化的功能。

　　徐 勇：我觉得现在各种类型的新办书院，用一句话来说，大多都是有书院之名，而没有书院之实。

　　我理解，要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就需要有多样化的教育，体制机制就要有一定的弹性，书院的的确确对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有补充的作用。但是现在的书院，我觉得它们没有体现书院的精神和传统。什么是书院的精神和传统？我觉得就是书院的魂，是书院的性格和气质，是一个书院在因应实时变化过程当中始终要恪守和坚持的那个东西。

　　我们现在很多官方的书院和高校的书院，它们其实就是一个开会、教学的场所，或者是一个虚拟的教学平台，这样的所谓书院，你叫它叫课堂、论坛、讲座都可以，甚至远不如一个学院具有稳定性。这是一些比较高层次的书院。民间的书院，大多数都是一些低层次的，属于启蒙教育阶段的这样一些书院，往往是一个院长带着几个或十几个孩子，规模都非常小，学生的年纪小，没有讨论学术和学问的能力，学生之间没有智力的启发和相互的刺激，师生之间还是一种单向的灌输。由于资金的限制，缺少游学和外部的交流，智力资源、学术资源都非常少，所以我说它依然是有书院之名，没有书院之实。

什么是书院精神

　　主持人：刚才三位老师在讲现代书院、新办书院的时候，都讲到一个关键词——书院精神。书院改制，我一直认为它不仅使得书院从制度层面上消失了，而且使得书院在千年发展过程中间积累下的精神实际上也慢慢地消失了。其实，在书院改制不久之后就有学者进行了反思。我想请大家讲一讲书院的精神、价值或者理念到底是什么？

　　徐 勇：我觉得所谓书院的精神、书院的传统，第一个方面，在教育的目的上，就是追求为己之学，追求个人知识和德性的丰盈，它有别于我们现代社会培养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这样一种教育目的；而在教育的内容上，就是所谓的人文教育、通识教育，有别于专业教育，人文教育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的职业之所需，而是要为所有的职业奠基，它不是灌输我们特定的内容，而是要训练我们的大脑怎样去思考。

　　第二个方面，我要说的是书院的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办学特色，除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讲学之风，这种特色突出表现在祭祀上。一个官学跟另外一个官学可能完全没有两样，但是就两个书院来说，有不同的祭祀对象、不同的宗师，可能建制、教学内容、学术追求都不一样，所以说书院具有独特性。

　　我认为书院最具有特色的、最值得我们现在弘扬的还有它规模小、人数少，师生朝夕相处、相互熟悉，能够建立起这种书院教育所必需的，或者说人文教育所必需的这样一种亲切的氛围。一所书院就好像是一个大的家庭，老师和老师、学生和学生、老师和学生之间往来非常密切，情感相通，而且相互信任，可以说构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共同体。不只是学术共同体，也是一个生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当中，他们不仅切磋学问、交流思想，而且是你我扶持、分多润寡，在经济资源很匮乏的年代可以说是共克时艰。师生一起住院生活，老师对生徒的学术品行有相当的了解，老师的施教就有针对性，能够让生徒入脑入心，记忆深刻。另外，生徒之间互相切磋、互相砥砺，结下了在院时期学业共进、离院之后互为奥援的这样一种友谊。我觉得这种文化是传统书院最珍贵、最有价值的地方。

　　程方平：书院的主要精神，第一是“自主探究”。所谓自主探究，就是能够发挥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独特的思维优长，会有很多新的发现。从宋代开始，很多书院在这些方面都做了贡献。第二是“德艺双馨”，就是“成人”跟“成才”并重的问题。书院的创办者、教学者，在学术修养上强调“为己之学”，又都有远大的志向和社会关怀。这些东西是我们今天发展书院时最需要继承的。

　　朱汉民：确实书院是一个有自己追求的教育机构。如果要我来概括的话，我认为跟孔子讲的“成人”的理念有关系。其实我们在宋代的那些书院的学规、学记里面都可以看到，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吕祖谦的《白鹿洞书院记》、张栻的《岳麓书院记》等都表达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学以成人，也就是强调为己之学。

书院如何“活”在当下

　　主持人：我们现在来探讨如何让书院“活”在当下。也就是说，当代新办书院的建设方向应该是在哪里？它们如何跟当代的教育进行融合、如何跟当代的文化建设、文化传播更好地融合起来？

　　朱汉民：书院之所以有价值，历史上，在于它能够补充传统教育制度的不足。当代很多书院，也能够补充现代教育体制的不足。现代教育体制的不足，既体现在教育体制之内，也体现在教育体制之外。现代大学基本上是以专业为主体，我们讲的教育是“成人”教育，大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某个专业之外，还要在人格上、在做人的能力是、在人的多样性上要有全面的发展。那么大学体制之内的书院的兴起，就是为了弥补这个不足。除此之外，就是这些民间的书院，如果真正有书院的追求，就应该在国学教育、传统文化的复兴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也要在人的养成方面继续发挥作用。我一直赞成书院应该多元发展，一个是政府要主导，另一个就是民间的各种公益性组织、社团，包括企业界，当然学者也要参与进来。

　　程方平：书院的“活化”，应该坚守我们刚才特别强调的书院精神。没有这个精神，书院就有名无实，甚至还会有负面作用。我觉得大学的书院要特别注意，不要把书院变成一种现代学院。大学办书院，要在这些方面理清思路。至于社会上包括地方政府想办书院，更要搞清楚书院传统的当代价值。传统的书院注重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解决实际的问题，又怀抱远大的理想。对书院未来的发展，把它做“活”，做成有中国特色的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再有，书院在体制上、在生态上可能是现代学校的补充，但是在具体的探究上，书院也可能会促进改革。书院在社区教育、乡村教育、新农村建设方面，都会有一些超越现行体制、超越正规化或标准化局限的探索。可见，书院是可以走在前面的，书院更积极、自主、务实的探索，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徐 勇：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两点意见。

　　第一，不要把传统书院看得过于美好，更不要试图以传统书院来取代现代学校，不要以传统教育来取代现代教育。另外，我也赞同，书院可以成为现代教育的有益补充，甚至是一种探索的尝试。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的学校体制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完全是站在外在的、客观的立场引导学生分析事物，而不是教授为人之道，这样的一种教育没有能力解决人们安身立命的问题，有必要改变现代教育这种“中体西用”的模式，提出从学校的建制到各项制度安排，从教学内容到教学形式都要全面刷新，全面更张，另起炉灶，有的甚至提出要以传统的私塾和书院来代替现代学校，以传统教育来取代现代教育。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在实践上不可取，在理论上也非常荒谬。说这个话的人，其实对传统的书院不了解，把传统书院进行了神化和美化，或者是说这些人把自己对教育的理想投射和寄托到了古代书院上，为传统书院镀上了一层虚幻的、不真实的光环。书院改制的的确确像胡适所说的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书院从整体上来说已经不适应时代需求。我经常说一句话，什么叫近代化，什么叫现代化？所谓近代化、现代化，其实就是分化，就是专业化，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显然，在现代社会，书院有它的局限。

　　第二，书院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现代教育的补充，现代教育完全可以接纳书院。鉴于现代社会的这种专业教育有着明显的弊端，很多大学都在提倡通识教育，我觉得完全可以采用书院制。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谈“住院”几乎不可能，但完全可以把一些书院的主要教师安排在校内住宿，也可以在书院里头安排供师生活动的空间，安排一些老师不间断地值守来接待学生，还可以通过一个导师持续地指导一个兴趣小组或者一个课题小组，以学习科研工作来强化师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当下“活化”书院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主持人：最后请三位嘉宾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观点。

　　朱汉民：中国古代书院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家园，那么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仍然需要打造一个这样的精神家园。

　　程方平：书院应该是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形式，在我们的政策范围内给书院发展留一些空间、做一些真正的教育或文化实验，很可能会对我们现有的学校教育是非常好的帮助和支持。

　　徐 勇：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珍贵遗存，它所追求的学以为己、学以成人这样一种个性化的特质，尤其是它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都可以成为我们现代教育的有益成分。

　　主持人：三位嘉宾都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在今天，我们还需要书院，但是不要夸大书院的作用，更不要试图用书院来取代现有的学校和教育，也不希望书院完全回到古代那种模式，而是要坚持书院精神，与时俱进，让书院活在当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