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而且向人类示范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个新文明形态就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中华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在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和根本危机中走出的一条新道路，它向人类昭示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一种文明原理的变局，意味着对于任何具体社会和古老文明选择自身现代化道路的主体性赋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全人类昭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这个前景就是由中华文明新形态所显示的一种大格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种由不同文明传统创造出的不同的现代社会形态所共同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美美与共、不齐而齐的人类新文明。

　　张志强，1969年10月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8—2019年曾任甘肃省武威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古典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中国佛教、明清至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专长为近代佛学，清代至近代的经史学，阳明学，晚明以来的三教关系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指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党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全面把握和统筹两个大局，就需要深刻认识两个大局的内在关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特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带动的现代世界文明格局的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历史格局大调整的历史过程同步，同时也同步于世界文明格局的大调整，同步于现代世界构造原理及其所代表的文明价值的大调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力量，也是百年来世界历史内在变动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遇，经过百年奋斗逐渐走向民族复兴，逐渐重铸中华文明新辉煌的历史进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利用资本主义所开启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内在矛盾和根本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一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另一方面则一步步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一步步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步步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一步步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向人类示范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一种古老文明实现现代化的形态。这个新文明形态就是中华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新形态是人类在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和根本危机中走出的一条新道路，它向人类昭示了一种新的文明可能性，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

　　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示范了一种新文明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向世人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创造”论断，必须深刻把握住“两个创造”的创造主体，必须充分认识到“两个创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实现的创造结果。

　　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创造”论断，就要深刻认识“两个创造”之间的关系，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艰苦探索出的一条古老文明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殖民地半殖民地实现独立解放的道路，一条发展中国家实现富强文明的道路，一条克服并超越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和固有矛盾的道路。我们更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开辟了一条超越和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内在危机的新道路，也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个新的现代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法着眼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探索的经验总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法则放眼于人类未来，向世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人类文明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从中国出发提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内容，“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立足于全人类的未来，宣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让接近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并将进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它必将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种新的现代文明，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改变了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所主导的现代世界形成和演进的现代化逻辑。

　　马克思说过：“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前提条件，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民族之间的自然分工，通过资本的扩张过程逐渐形成了一个边缘依附中心的世界体系。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扩张正是民族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动力所在。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扩张尽管带来一个人类相互依存的统一的世界，但在打破了地域局限和人身束缚的同时，并没有真正带来人的彻底解放，而是用商品交换的表面平等掩盖了人对人的奴役关系，用世界市场一体化掩盖了中心对边缘的权力宰制关系，用发展繁荣的幻象掩盖了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用极度解放的生产力掩盖了人对自然的过度压榨。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现代化，为西方之外的古老文明设置了一个吊诡性的处境，要么顺应这种现代化而从自身文明传统中连根拔起，要么固守自身文明传统而被时代抛弃。文明传统成为这种现代化的对立物，这种现代化让人沦落为从文明土壤中拔根的孤绝个体。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摸索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现代化逻辑，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现代文明。第一，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它必须能够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一样，极大解放生产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对各种现代化经验的创造性学习，对各种现代化教训的总结性转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了科技创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中国式现代化，充分运用社会化大生产实现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第二，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在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不仅带来了经济长期发展，更带来了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同时发生，从根本上摆脱了两者不能兼得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悖论，用几十年的时间快速跨越了西方现代化几百年所走过的道路。第三，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内在矛盾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极大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并没有创造出全体人民共享的社会福祉，而是进一步分化了社会。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第四，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经历了从人定胜天到天人和谐的发展模式，确立了以人类永续发展为目标、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原则的可持续发展观，让发展最终落实为人类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第五，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确立起立足世界看待个人、立足整体安顿个人的价值观，从而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克服了封闭在狭隘自我内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确立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理想。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相结合，使得政治具有了以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诸领域发展的能力。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创造出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政治模式。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诸领域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才可能确立。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在通过革命获得政治独立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获得经济独立，摆脱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依附地位，并将最终赢得彻底的文化独立，最终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给发展中国家示范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改变了西式现代化的逻辑，更为重要的在于，它重塑了世界历史的面貌，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和选择的文明新形态。

　　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重新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活力、提供了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并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不会使人获得彻底解放。正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世界历史进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它是批判、克服并超越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另一种世界历史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旨在提供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旨在创造一个体现人类文明共同体基本价值关怀的现代文明形态，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形态。为了克服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避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解决公平与效率无法兼顾的矛盾，就必须为社会生产确立价值目标。立足人民立场的社会主义，用满足全体人民的生存发展需要来规定、调整和导引社会化大生产，从而达致生产与需求相匹配，实现社会主义价值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驾驭。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之间最终可以取得目的与手段的一致。如果说，现代化是对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可以让解放的生产力更大程度地造福全人类，消除不平等，而资本主义则让解放的生产力遵循资本逐利的动机，不断制造社会分化。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不同。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过程，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分了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僵化弊端，同时坚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体制机制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建立起独特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来导引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从而实现现代化的典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一条新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其根本特征在于，能够在社会主义体制机制中纳入市场经济，能够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不牺牲发展效率，能够在坚持社会主义公平理想的前提下充分解放生产力，能够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国家主权独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在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引和政治治理，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代化的发展才会形成国家社会整体发展的效应，现代化才会造福全体人民。

　　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充分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创造了中华文明新形态。

　　钱穆先生曾说：“希腊乃西方历史之播种者，中国乃东方历史之栽根者。播种者新种散布，旧种凋零。栽根者枝叶日茂，根盘日大。”钱穆：《政学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西方文明尽管作为文明是连续的，但其文明的主体早已散开，不再以一个统一的政治主体面目出现，而中华文明始终以大一统的政治体作为主体，凝聚不散、根深叶茂。5000多年连续发展不间断的历史，广土众民凝聚而成的大规模政治体，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一统秩序，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连续性、规模性和一统性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正在于中华文明始终具有能够不断适应环境、迎接内外挑战的历史主动精神。正是这种历史主动精神，让中华文明能够“承蔽通变”“穷变通久”，能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这种历史主动精神，正是经史合一的“通史”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中华文明能够一次次走出困境，通过不断从实际出发、因应时势的创造，开辟出中华文明的新境界。中华文明长期存续的奥秘，就要从孕育这种历史主动精神的基因中去寻找。也正是这种精神，让中华文明在近代遭遇困难挑战时，能够逐步克服制约中华文明发展的瓶颈问题，让中华文明重新焕发生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最为深刻也最为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住中华文明的历史主动精神，以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态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和文明实际深度结合，充分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深远的中国史意义。一方面，它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厚中华文明根基，增强了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威，以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导引经济、社会诸领域发展的结构功能，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了天人和谐共生的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了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了“和而不同”“不齐而齐”的和平发展、和谐共享的世界秩序观念。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解决了民本理想虽然高远但无法突破帝制家天下的制约、权力虽然高度集中但缺乏广泛基础、国家规模虽然广大但人民却一盘散沙缺乏组织、小农经济虽然发达但发展却陷入内卷等一系列难题，创造出了具有深厚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治，将党的领导以民主集中的方式建立在广泛社会基础之上，通过引入积极向上的团体生活组织起了人民，以社会化的大生产突破了小农经济的内卷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史意义还在于向我们更深刻地揭示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道路的开辟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地认识国情，尊重客观历史条件上。实际上，“文明土壤”作为“国性”是更为根本、更为基础的“国情”，与“文明实际”相结合，是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它向世界昭示了一种现代文明形态，这种现代文明形态不再是一种与传统断裂的、从文明土壤中拔根的新文明，而是从古老文明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古今一贯、新旧相续的新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华文明的新形态，向世界昭示了一条古老文明的新生之路，昭示了一种熔旧铸新而非弃旧逐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世界“东升西降”的趋势，其实质内涵正是古老文明复兴的趋势，而我们正在经历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正是东方古老文明通过全面学习现代文明成果，全面继承古老文明的丰厚积累，经过不懈艰苦奋斗，最终带来的世界变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以现代化为历史使命，以社会主义为价值理想，通过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熔铸为一条世界现代化的新道路，创造出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千辛万苦、百死千难摸索出来的，今后也必将牢牢掌握历史主动，独立自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昭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和目标

　　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世界历史进程，是现代世界形成的根本动力。“现代”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规范性概念，标志着一种与前现代迥然不同的社会状态。在经典社会理论家那里，“社会”的出现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刻画：只有在现代，才出现了与前现代的“共同体”不同的“社会”。“社会”意味着一种由抽象化的功能系统整合而成的人类组织状态，这种人类组织状态不同于由具体的价值规范进行有机整合的“共同体”。“社会”是理性化的产物，是工具理性扩张的结果，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与工具理性匹配的价值理性的运作方式，瓦解了以具体价值规范进行整合的“共同体”。作为理性化产物的“现代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彻底“反传统”的“社会”，“反共同体”的社会，反对统一价值规范整合的社会。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理性化的抽象社会相结合构成的一种世界历史进程，其所到之处，必定会瓦解任何固有文明共同体，创造出一种“普世性”的人类文明。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从现代社会的抽象性特质，形成了一种抽象社会与具体社会的对立关系，以理性化的系统整合为特征的抽象社会是现代社会，而以传统价值观实现有机整合的共同体，则是前现代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种普世性的抽象社会的普及过程，就是对任何具体社会的瓦解过程。不过，问题在于，抽象社会的形成，作为一种理性化的产物，实际上是程序化的功能与抽象性价值以及自我伦理实践的复杂运作的产物，这一复杂运作恰恰出自于具体社会的历史条件。正如韦伯所指出的，作为现代社会诞生地的西欧，正是新教伦理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条件。这说明，理性化的现代是西欧文明的独特产物。因此，它的普世化，实际上不过是帝国主义暴力手段的推广结果。大多数非西欧国家对理性化的模仿之所以是不成功的，就是忽略了现代性的特定历史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示范性意义就在于从根本上突破了对现代社会的抽象模仿，从具体社会的具体文明历史条件出发，实现了一种生产力极大释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和谐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欧文明所开创出的所谓现代文明形态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扎根于具体社会的文明土壤，利用具体社会长期积淀的文明历史条件，积极借鉴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主动开创出的新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新文明，它是从旧文明中生长出来的新文明，而不是否定旧文明的新文明，是新旧文明连续生长的结果，而不是与旧文明断裂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正是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才会对于任何其他古老文明立足自身具体社会实现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从中国的具体文明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人类新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新文明不会将自身抽象化为一种普世价值而形成一种文明的霸权，而是以自身的独特道路向人类昭示一种从各自文明土壤和具体社会中成功创造转化出自己的现代社会的典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这样一种文明原理的变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对于任何具体社会和古老文明选择自身现代化道路的主体性赋权，让那些既想实现现代化又想保持主体性即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民族和其他文明体深刻认识到，必须结合自身具体社会的历史和文明条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跟随西方现代化道路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的无主体状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全人类昭示了一种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这个前景就是由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显示的一种大格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种由不同文明传统创造出的不同的现代社会形态所共同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美美与共、不齐而齐的人类新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也阐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社会形态的演化，必须是扎根于具体社会的文明历史条件实现的演化，其中人的主体性就表现在努力将时代需要与文明历史条件紧密结合起来以促进自身社会的演化上。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社会形态的演化，从根本上说都是文明的演化。文明的演化，是文明自身根据新的时代条件不断激活自身内在力量和核心价值的过程。文明的演化正是文明的成长，文明在演化中不断生长，生生不息。社会形态的演化不过是文明演化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所实现的中国社会的现代演化，具有了中华文明更化的意义，也正因此具有了为人类文明示范新形态的伟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是中华文明内在生命力的根本展现。中华文明经由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斗争，终于化生出自己的现代形态。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斗争就是通过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向人类展示了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的可能性，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进程的方向和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庄严宣告：“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的正是这样一种掌握自身命运和历史主动的力量，正是这样一种着眼全人类的、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气魄，正是这样一种从人类文明根基中开创新价值、新文明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