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论语》，处处展现着孔子及其弟子的精神品格。《论语》第一篇是《学而》，第一句话，大家很熟悉，“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么，《论语》的第一个字，如果不算“子曰”的话，那就是“学”字。《论语》的第一个关键词应是“学习”。孔子强调学习，中国文化其实就是学习的文明，知识的传统，最重视的是人文的教育。学习什么？首先是学习知识、文化，肯定“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然而学习的重点是学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尊严有格范的人！

　　中国是学习的文明，这其实是说，我们不是信仰的文明。中华文明当然有信仰与不同的信仰体系，但与印度、西亚、西方文明相比较，我们更强调的是后天的学习，是理性的思考。

　　我们学习五经四书，这本身就有信念、信仰在其中，但我们的文化主要是学习型的，是人文知识与价值理性。我们看古代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

　　孔子与孔门弟子是如何学习的？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学生有三千人，其中成绩优异者72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说，真正得到孔子传授，不但在籍，而且及门—登堂—入室，有77人。（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思想广博，从游于他的弟子也各据特长。《论语·先进》篇有孔门四科十哲的说法。在攻读和传授儒家经典方面也是如此，如子夏攻《诗经》、传《春秋》，商瞿攻、传《易经》，曾子的孝行对《孝经》出世的影响等等，都对儒家经典的传播发生过重要作用。“孔门风范”，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其言简意赅、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论语·先进》说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讲的是“四科十哲”。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中，文学指文献典籍。十哲：颜回（子渊）、闵损、冉耕、冉雍；宰予（子我）、端木赐；冉求（子有）、仲由（子路）；言偃、卜商。

　　这里为什么没有提到有子、曾子、子张三位重要的弟子呢？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年轻，未及赶上孔子困厄于陈蔡之际。子游、子夏虽列在这个行列，但从年龄上看，也不可能在周游列国之前进入孔门。

　　颜渊、冉伯牛、宰予、子路等，先孔子而死，闵子骞不求闻达，不可能创立学派。

　　孔门早期弟子，年龄一般比孔子小三十岁以内，子贡是例外，小三十一岁。这一批弟子中最有可能创立学派的有仲弓（小孔子二十九岁）、商瞿、漆雕开三人；孔门晚期弟子，一般小孔子四十岁以上，有曾子、有子、子夏、子游、子张等人。除有子外，这四位是孔子四个有名的弟子。“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孟子·滕文公上》）遭到曾子强烈反对，拥立有子的事没有成功。但《论语》只对有若、曾参称子，可见有子的影响很大，门生也多。公孙丑说：“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孟子·公孙丑上》）这是指子夏、子游、子张各有孔子的一部分长处，而冉牛、闵子、颜渊则具有圣人之全体德行的苗头。

郭齐勇《道不远人：郭齐勇说儒》，贵阳孔学堂书局2014年版

　　21世纪初上海博物馆公布的购藏之楚竹书，有很多《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的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

　　有人批评《论语》没有体系，只是师生弟子之间讨论与对话。其实，体系是呆板的封闭的，而对话、讨论才不会教条化。提问，有问题意识，叩问，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才是开放式的。孔门师生之间，弟子之间相互砥砺前行，在知识与道德教育，乃至在六艺的各方面教学相长，相互借鉴。

　　学习的内容：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或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学习的目的：学做人，成为真君子，君子儒，君子人格，言行一致。成圣成贤。

　　学习的方法：开放式的学习，多闻多见多思考。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留有余地，不贸然下结论。

　　互动式的学习，师生、弟子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现在教育的弊病就是师生脱离，老师讲学生听，而不是朋友式的，对谈切磋式的。

　　启发式的学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

　　学与思的互动关系：“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教育是立国之本，国运兴衰，系于教育。中国的教育特别发达。思想家与教育家一身而二任，如前古有孔子，中古有朱子。朱子的弟子多于孔子，朱子著作等身，活跃于几大书院，很敏锐，又论战，又教学，又深耕经典，可以说精通四部，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中国文明是学习的文明，强调学而知之，肯定知识理性。老百姓都懂“读书明理”、“腹有诗书气自华”。

　　当然，读书可分两种，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学习，不只是书本的学习，还有在生活中学习。我年轻时下过乡，当过知青，虽不到两年，时间不长，但对农村、农民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来，我在一家大型化工厂当了八年工人，对工厂、工人有了较深的了解。在农村、工厂，我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相互促进，颇有收获。我先上社会大学，恢复高考之后，1978年31岁才上武汉大学。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智慧是在社会大学中养成的。

　　我们中国人善于学习，善于总结与开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文明上，在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与国家治理方面，在人性自身的协调发展上，心性情才的修养上，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断反思、反省与提炼、升华，有了自身的独特的文化特质。

　　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在器物层面的文明上，过去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其实还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漆器、青铜器、丝绸、瓷器等等，其精湛高超的工艺，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还有算盘、茶叶等，很多发明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曾经起着改变世界的意义。我国古代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举两个例子，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记述的科技知识具有极高价值，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的科学发展水平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被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而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天工开物》先后被译成日、英、法、德等国文本，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另外，朱子的“格物穷理”，对朱子身后整个东亚的科学与技术发展，乃至接上西方科技，有着巨大的良性的作用。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是善于学习的文明。

　　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诠选制度（荐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君相制与监察制等等，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

　　在观念、价值到实践层面的文明上，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怀”，理学家“民胞吾与”等理念，成圣人贤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萨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养工夫论等，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如从“自我”到“家、国、天下”过程之枢纽的“修身”的理念的系统性和实践性，从中国到东亚，成为重要的传统。“东亚儒学发展出最为深刻的修身理论，东亚儒家哲学基本上是一种作为实践哲学的修身学说与家庭伦理。”以上制度、观念、实践中的精华，为我国世代士子与百姓所受用，亦获得西方启蒙时代大家们的青睐与借鉴。

　　我们善于学习内外各地域各民族文化，并不断消化吸收，丰富，消化，凝聚，内在化。从大的规模上讲，我们曾学习印度南亚传来的佛教文化，以后佛教中国化了，形成了中国佛教的诸流派，佛教又与儒、道教融合，形成了宋元明清时代的理学，又传到东亚，成为东亚文化圈的精神文明。明中叶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传播耶教与西方文化，又开始了四百多年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现在还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西方文化，不忘本来文化，中西文化相互交融。

　　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1912年蔡元培上任教育总长之初发布命令，通令全国中小学“废止读经”。中国人学习的内容发生了大的变革。

　　我们以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为例来说明。张之洞一生处在中西、新旧文化的簸荡之中的。近代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如方言（即外语）学堂、军事学堂、技术学堂等。京师同文馆是最早官办的新式学校。洋务派除办学外，还开了公派留学的先河。

郭齐勇《郭齐勇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约150年前，张之洞创立了湖北经心书院，又创办四川尊经书院，山西令德书院，当时他处在以“通经致用”为中心的早期旧学时代，强调“以根柢之学砥砺诸生”，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中期的张之洞则由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他修正早期的办学宗旨，在坚持以旧学为“体”的基础上，开始注意以西学为“用”，增加了传授西文、西艺等新学，开办的学校也由新式学堂代替了旧式书院，然后有了实业教育与现代学制影响下的普通教育。体现在经心书院的课程设置上，由初期的经解、史论、词赋等课目，于1895年遵照张之洞书院改制之意，设置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此外另设经史一门，专讲四书义理与中国政治。1896年初，张之洞从暂署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兴办学堂，他兴办的学堂有四类：实业、普通、师范、妇幼。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方言学堂即在实业学堂的范畴之内。张之洞重视通才教育，曾选择经心、两湖、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文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附）、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附）、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后四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洋游历一年。以后以文普通中学堂毕业生升入，分习三年堂课毕业，即派往东西洋游历一年。张之洞重视师范教育、妇幼教育、留学教育，在湖北创办图书馆、湖北官报等文化设施。他还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这一学制颁行全国，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一学制的精神与灵魂是“中体西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其实是所谓牛体马用，马体牛用。我们以什么为体，就有其体之用，以A为体即有A之用，以B为体即有B之用，焉有A体B用，B体A用哉？体察张之洞的用心，他还是希望得到守旧派的理解。

　　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抨击洋务派的教育思想，但不自觉地成为洋务派师法西方教育的传人。他们的进步是，不再偏重专业技术教育与专门人才的培养，而是倡导开发民智、普及教育、培养新民；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文、西艺，更要学习西政。他们还提出在全国建立相互衔接的三级学校教育制度等。这就开始了中国教育的启蒙和思想解放。

　　洋务派、维新派之后，我国的教育不断地发展。以“修身”为内容，以“成圣贤”为目标的传统人文教育，变革为以科技知识为内容，以“现代公民”为目标的现代科技教育，各有利弊，应互补互济。我们的“学习的文明”还在进一步发展中，不断进取，与时俱进，不断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