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抗战年代（1939），“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应邀再度入川，创办复性书院，一时大师名流如熊十力、梁漱溟、谢无量等人，相聚于乐山之乌尤寺，聚徒讲学、执经论道，当时谓有“石室再开”“洙泗重光”“朱张重讲”气象。负笈之士，投牒山门，虽东北、江浙之遥，亦蔚然向往；真所谓靡然向见，无远弗届。而巴蜀本地青年之扣衣请教者，盖亦甚众也。其中问学最勤、获益最多者，似以金景芳、张德钧诸君子为称首；后来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者，亦数二人。金先生乃辽宁义县人，长于经学、史学，著述甚富，仆等已辑为《金景芳全集》十卷，大江南北已多有之。张先生则为蜀之南充人，通治三教九流，为学极博、为文极精，然久无文集汇录，以致消泯，世以为憾，斯乃《张德钧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之所由编也。

　　张先生少年入南充某私塾，随表兄王恩洋学（儒佛并治）；继而长入南充支那内学院，问佛学于欧阳竟无；再入乐山复性书院，求经学、理学于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谢无量等先生，可谓转益多师，博览群籍。后任灌县（今都江堰）灵岩书院讲席，又与李源澄（史学）、袁焕仙（佛学）、傅平骧（小学，后成张氏岳丈）、南怀瑾（佛学）等先生相过从，深得朋友讲习之乐。他不仅天资聪颖、学若宿成，而且刻苦好学、勤于著述，在求学阶段就有多篇文章发表于《海潮音》《吹万集》《复性书院选刊》《图书月刊》《志学月刊》等杂志和集刊。他兴趣广泛，不守一家，三教九流，经史子集，无不博涉，义理考据，无一不精。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见微知著，遇疑必解。他曾力辩吕大临“（横渠）见二程尽弃其学而学焉”之讹；批驳皮锡瑞《易》“卦辞爻辞孔子所作”之谬；又驳吕思勉《理学纲要》之不足，还对表兄王恩洋的唯识学进行商兑，皆有感而发，有错必纠，不讳尊者，不避时贤。他熟悉三教掌故，贯穿百家经典，文献故实，烂熟于胸，信手拈来，无不贴切。其考据文章，广引博征。如辨二程兄弟人格之异，考历代《藏经》编刊之迹，别中国造纸术演进之法，溯香蕉茎纤维织布之源，均力求援引丰富，文献足征。其义理文章论证精辟、见解独到，如他释《易》九卦之义，笺《曾子立事》之蕴，论伊川《四箴》精义，托古立意，发人未发；他说儒家人生观，讲孟子认识论，辨陆王心性，谈唯识二分三境，皆入其三昧。

　　新中国成立后，张先生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积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换学术范式，热衷考史论文，发明精义，有多篇论文发表于《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等权威期刊。他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探索真理，不惜商榷名流，挑战时贤。如他曾商榷汤用彤先生《佛教史》中若干问题，讨论侯外庐先生关于《论衡》《白虎通义》的“世界观”问题，还与严北溟讨论过《兰亭序》的真伪，与任继愈先生讨论过《庄子》内篇作者和佛教“唯识学”真谛，与汤一介先生讨论过孟子的“哲学思想”，等等，皆有理有据。因而其诸多论文，曾得到马一浮、熊十力、郭沫若等先生的赞赏。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早歇笔墨，既而英年早逝，思未至极，文几散亡。

　　今值文化复兴之际，四川启动《巴蜀全书》工程，古今国故，渐次得以整理，前贤遗献，本欲应收尽收。然迫于功令催科，限于体例（整理古文献）时限（辛亥革命前），张公文集惜未能收入《巴蜀全书》正编之中。于是我们在《巴蜀全书》原定“联合目录”“精品集萃”“珍本善本”三系列之外，另列“蜀学丛刊”，拟上接《巴蜀全书》之未尽，下接当代之研究，对辛亥革命后产生的能够反映巴蜀文化及蜀学成就的文献，继续予以整理。

　　丛刊拟分“学术编”“文献编”（目前已经出版《蜀学珍稀文献丛刊·成都孙氏文献集成》28册）和“艺术编”（目前已经出版《巴蜀山水画叙论》三册）等三个子系，张集所属即其中的“学术编”。收集和编录张公文集，多得先生家人（如女公子张正学等人）在资料上的协助和资金上的支持；先生的姻戚女外甥王彤教授在项目启动之初也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文集最后在李冬梅、郑伟的共同努力下，编成近百万字的《张德钧文集》二册，使先生当年的智慧结晶得以汇集和保存。

　　该书共分“经学研究”“哲学及思想史研究”“历史研究”“科技及杂论”“佛学研究”“文学研究及创作”五个版块。附录中马一浮、熊十力等致张氏书以及对其学业的评语，可管窥先生求学经历；末后还有张先生自传，以及家人的追忆怀念之文，阅之亦有“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