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唐代诗人孟浩然在登上襄阳名胜岘山时，面对如画的万里江山，又由前朝文物胜迹联想到历史的盛衰兴亡，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1929年，正值民族危亡之际，湘潭人为纪念陶侃、何腾蛟等民族英雄，在其衣冠冢下的峭壁上，刻下“江山胜迹”四个大字，以示中华文化尚未断绝，江山仍在等待后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再次引用“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江山胜迹”在历史长河中的反复映现，是一个具体的例证，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虽几经波折，却从未中断。

所有的族群都在追溯自己的源头

　　纵观古今，放眼寰宇，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等数个古老文明早已湮灭，只有华夏文明继自古昔，数千年来未曾断绝，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学者都曾追问，是否华夏文明在原点时就携带了某种类似于“基因”的东西，而这种“基因”保证了历史传承的延续性？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追本溯源，从本民族历史的源头处探问。我们在谈论“中华”或“华夏”的概念时，一般将起点追溯到“三皇五帝”时，近代以来几次重大的史学论战，也几乎是围绕着“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而展开。其实不唯我国，每个族群在进行历史讲述或历史研究时，都要追本溯源，如土耳其认定自己是东罗马的继承人；欧洲人在谈及西方文明时，总是“言必称希腊”；日本、越南等现代民族国家也都在向远古追寻本民族历史的源头。绝大部分人相信，一个族群或文明有机体自其伊始形态时就携带了某种类似于“基因”的东西，既然是“基因”，当然能左右一族群的发展方式和走向，因此研究“源头”问题也就等同于研究自我本身。

　　那么，在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发展脉络上，果真存在着类似于生物学概念的“基因”吗？我们不妨先以远邻为镜，观照这一问题。西方人关于哲学、文艺、历史、科技的论述，都将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追溯至公元前800年爱琴海畔的那个小城邦。而事实上，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希腊”成分已所剩无几，希腊语几乎无人能懂，古希腊的文化遗产不过是被封存的残卷。“希腊”忽然以这样一种辉煌面貌被人们再度关注，与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动，德国浪漫主义、现代性与古典主义之间的角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近年来的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源头问题：近现代的“雅利安”文明究竟是否与古希腊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希腊”是否只是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下被发明出来的一个幻象？在西方学界引起大地震的历史学家贝尔纳指出了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事实：西方人自幼被灌入脑海的、“希腊”本质是欧洲的或雅利安的概念直至19世纪上半叶才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说，今日的欧洲继承了昨日古希腊身上的什么“基因”。因为他们的历史被中断得太久了！而我们对于华夏文明起点的追溯和认领，则完全不同于欧洲。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是否真有持续一脉的基因？如果有的话，这种基因是什么，又是什么塑造了这种基因？

中华民族的基因：超越种族血缘认同的文化认同

　　幸而我国自古就有修史、撰史的传统，自《尚书》《春秋》起迄今从未断绝。除了官方编纂的史书，我们还有地方志、文人笔记、石刻碑刻等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为我们追寻历史发展的“基因”问题提供了答案，也提供了证据。纵观中华民族史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历史中确实有一些广及四海，渗透进每个阶层的，并且持续传承未曾发生断裂的东西，我们可以用“基因”或民族特性来指称。这里所谈的这种基因或民族特性，指的是文化，姑且称其为“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自古以文化为族群认同的纽带，而不是以种族、血缘或地域为认同纽带。这一本质特征远在统一的秦朝形成前就已定型，春秋时，周天子与各国诸侯均与夷狄通婚，韩愈概括《春秋》，认为“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于夷狄则夷狄之”，孔子有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足可见华夏是以“礼”这样的文化概念作为区分“华夏”“夷狄”之标志的，执华夏礼者皆华夏。以文化为族群认同标志的文化基因，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传承具有决定性的建构作用。文化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接受的，以文化作为维系族群的纽带，既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使“统一”成为华夏族群的本能驱动——自有周一代，“统一”就是中华世界唯一的理想形态，也是最终形态。

温柔敦厚的价值追求

　　除了以文化为族群纽带，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形成甚早、延续至今的文化基因，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向心”与延续，那就是建立在儒家话语之上的对“温柔敦厚”的追求。“温柔敦厚”，语出《礼记》，其指的决不仅是人的性格或态度，而是个人对于大道的追求，对民众、家国、集体的深厚感情和悲悯，或者可称为“集体性考量”“整体性思维”等等。在四海升平时，“温柔敦厚”使一个人与邻为善、乐于助人，在天灾人祸时，“温柔敦厚”使一个人为了他人、家国可以慨然赴死。在我国历史上，不乏一些“露才扬己”的天才式人物，如屈原、苏东坡、文天祥等等，他们在历朝历代的人民大众中受到广泛的喜爱与推崇，这些人物，虽然其行为或者不流于时俗，但其天才式的锋芒背后，是对民众与家国的深深眷恋与悲悯，仍无改其“温柔敦厚”的本质。“温柔敦厚”的文化基因依然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时期，先秦时期的文献典籍中。华夏传统中一些鲜明的文化特质，如好仁、不武、中庸等等，甚至诗歌的声韵对偶，楷书的端正庄严等艺术倾向，无不生发于“温柔敦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无数慨然赴武汉的医务人员、志愿者、解放军战士等，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再次印证了我国历史传统中“温柔敦厚”的文化基因，这是与追求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的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

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

　　关于“文化基因”，可谈的还有很多，上面只是暂捡最核心的两种谈谈。这里还存在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塑造了华夏历史的这种文化基因？我以为，将其归之于地理，归之于种族特性，归之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归之于历史的偶然，都不恰当。中国无论从地理的辽阔程度，还是包含民族的数量、文化形态的丰富程度来说，都可谓体量巨大，地理的辽阔又决定了各地区农业生产形态的不同，因此以上几点都不足以解释这一问题。文化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从文化中找寻答案。

　　文化是可以被引导和塑造的。中国从汉代起尊崇儒家学说，唐宋时期的政治家又以非凡的政治智慧设立并发展了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科举制使儒家的精神追求、文化倾向与普通大众的人生之间形成了无法脱钩的紧密联结，从科举制开始，儒家文化开始突破社会的上层，渗透至社会的每个阶层。文化具有可引导性、可塑造性，那么，如何讲述历史、讲述历史的源头就是塑造文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帝王的封禅巡守，以及几乎持续整个封建王朝时期的尊孔祭孔，其实都是维系族群历史记忆，保持文化基因传承的外在形式。西方人“言必称希腊”，不断地讲述希腊文明如何恢宏，也正是欧洲人塑造近代欧洲文明“合法性”的历史叙事。而回顾自身，辉煌多样的文明形式，自源头时期就具有的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心态，“温柔敦厚”的价值追求，是我们的文化在伊始时期就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换句话说，中国历史的文化基因从根上来说是健康的、有活力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如不用心维护和引导，基因也可能发生变异。放之于当下，如何讲述历史，如何追溯历史记忆，正是维持文化基因健康持续的关键所在。

　　“江山胜迹”，是传统、历史和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健康基因，而只有“我辈”反复地“登临”，才能保证优秀的文化基因继续健康地传承下去，留待后人。

　　（作者：王学典，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首席专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