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作为孔门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儒学史上以全面传承孔子仁义忠孝的伦理思想及“忠恕一贯”之道著称，但其历史地位却有起有伏。直到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正月，朝廷诏“以颜渊、曾参、孔伋、孟轲配享”，曾子被正式列为孔庙四配之一，其道统地位才得以完全确立。在曾子地位提升的过程中，朱熹关于曾子的思想宗旨、道统地位等的系列讨论至关重要。在关于曾子地位的讨论中，对其著述情况的分疏与确认乃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主要涉及《论语》《孝经》《大学》及《曾子》四种文献。若要更好地了解曾子，对朱熹关于曾子著述情形的考辨进行综合分析，就颇有必要。
《论语》出于曾子及有子门人之手
关于《论语》作者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而朱熹在日常的讲论中也没有正面肯认《论语》究竟成书于何人，只是承认《论语》为孔子门人所记。但二程及其门人对这一问题都有明确论断，朱熹曾在《论语序说》里引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在《论语精义》卷一中所引杨时之论则更为详细一些，杨时同样认为，《论语》全书对孔门人物称“子”者，除了孔子之外就是有子与曾子，这体现了对此二人的极大尊崇。古时称“子”，通常是弟子尊称其师，或是对备受尊崇者的敬称。有鉴于此，程门师生便明确指出《论语》成书于有子、曾子的门人。杨时还补充了一点，孔门弟子中最年轻者为曾子，而《论语》记录了曾子之死，可见是成书于曾子死后，因此说其出自曾子、有子的门人，时间上也具合理性。
朱熹在其最为自得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征引了程门的上述言论，说明他最终还是对《论语》成书于曾子、有子门人的判断持赞成态度的。又如他在《答程允夫》的信中，针对曾子、有子不在孔子所拟“四科十哲”之列的问题，举出三条辩护意见：“四科乃述《论语》者记孔氏门人之盛如此，非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与上文不当相属。或曰《论语》之书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然则二子不在品题之列者，岂非门人尊师之意欤？四科皆从于陈、蔡者，故记者因夫子不及门之叹而列之。”其一，“十哲”皆称字不称名，不合常规，定非孔子本人所言；其二，若曾子、有子真不受孔子器重，其门人纂辑《论语》时当会出于尊师之意而不选录此条；其三，“四科十哲”之说出自孔子门人，概因孔子追忆陈、蔡之厄时感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陪侍弟子遂将主要追随者分科列出，而曾子、有子因彼时并未从游，不在此品题之列实属正常。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有很多，但此类“否认十哲的优越性”的解释在宋代颇为流行。朱熹的第二条辩护理由虽仍是用“或曰”一词以示引述，但也说明他接受《论语》成书于曾子、有子门人的说法。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有此底气为曾子、有子辩护。《论语》既与曾子、有子的门人相关，自然与二者的联系就比较密切了，由此也可看出他们（尤其是曾子）在朱熹眼中的重要地位。
《孝经》经文与曾子关系密切
《孝经》的成书与作者问题同样存在诸多讨论，历史上较为主流的两种看法是成书于孔子或成书于曾子及其门人。但程朱对此均表示怀疑，程颐说：“但《孝经》之文，有可疑处。”朱熹更是认为“《孝经》，疑非圣人之言”，并专门写作《孝经刊误》对此问题予以细致分疏。他以古文《孝经》为蓝本，将其前七章（今文《孝经》为前六章）定为经，认为其乃“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之所记也”。朱熹随之还为《孝经》划分经、传，强调经的部分体现了孔子、曾子的观点，是曾子门人所记，而传的内容可能是“杂引传记”而来。按《朱子语类》卷八十二所记，朱熹甚至以之“皆是后人缀缉而成”，“却似不晓事人写出来，多是《左传》中语。……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简而言之，朱熹认为《孝经》中经的部分为曾子门人所记孔、曾之间关于孝的讨论，与曾子密切相关；传的部分乃后世杂凑而成，“全无义理”，成书于战国时期。
但朱熹同时也指出，对于《孝经》的具体成书情况如果难以厘清也可以暂时搁置，更为重要的是对其中义理的辨析。因为尽管“《孝经》亦是凑合之书，不可尽信。但以义起，亦是如此”。孝无论是在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便《孝经》为“凑合之书”，但其所论之孝仍至关重要。他就此事对弟子黄士毅说：“且要理会道理是与不是。……不必问此是谁作，彼是谁作。”所以，清代经学家陈澧在《东塾读书记》曾指出：“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经》，学者勿以朱子有《刊误》之作，而谓子不尊信《孝经》也。”我们便以为，朱熹重视《孝经》无疑，但与其说他尊信《孝经》，毋宁说他尊信的是孔、曾一脉相传的孝道。因为在朱熹看来，《孝经》文本有经、传之分，只有经的部分才是孔子与曾子关于孝道义理的论述，才是圣人之言，而传的部分并不可信。因此，笼统地说朱熹“尊信”整部《孝经》，并不妥当。
《大学》与曾子最为相关
关于《大学》作者的说法，张兴总结指出：有孔子说，孔子、曾子、曾子门人说，曾子说，七十子后学所作说，子思说，荀子说，“无名秦儒所作”说，汉初诸儒说，董仲舒说，等等。关于《大学》的成书，朱熹《大学章句序》先是将其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更具体些说，则是孔子在周道衰亡，政教、风俗颓败的时局且自身不得其位的情况下，“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之言。而传十章乃“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是曾子门人记述的曾子关于政教之道的看法。
朱熹随后亦强调，《大学》经的部分主要是在小学之道已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说清楚“大学之明法”，即大学之教的目标、原则及路径等，其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内容详尽。但孔子的这些思想仍只有曾子才能真正了解，朱熹说：“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所以，曾子一方面忠实地传述了孔子关于大学之教的思想，此即《大学》之经一章的内容；另一方面，曾子在教学中对孔子的思想作了发挥，由其学生记录下来，便又构成了《大学》的传文十章。总之，朱熹认为《大学》体现的是孔子、曾子关于政治与教化之道的理解，而成书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
有弟子问朱熹何以如此判断？朱熹在《大学或问》中先是依据《大学》之经的文风作了解释，“正经辞约而理备，言近而指远，非圣人不能及也”。在他看来，文如其人，《大学》之经的文辞简约浅近却义理完备深远，正是圣人气象的反映。
至于传文，朱熹指出，其内容要么是直接引用曾子的话，要么与《中庸》《孟子》的思想吻合。而《中庸》为子思所作，孟子则是子思的学生，《大学》传文的内容应是由子思授予孟子而得传，同时子思又是曾子的门人。因此，即使不能说《大学》之传文就是成于子思之手，说其“成于曾氏门人之手”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此外，对于传文的写作风格，朱熹在《大学章句》中也有明确的评价。他说：“凡传文，杂引经传，若无统纪，然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传文在引证及表述形式上有些杂乱，乍一看似乎并无章法，但细究之下，则可发现其理论精深绵密，内在逻辑清晰连贯。这一文风特点足可证明，《大学》传文的内容出于圣贤（曾子），而由水准有所欠缺的弟子所记录。也正是因为传文记录得“若无统纪”，所以朱熹才不肯直接将其归于子思，而只强调是成书于曾子之门人。
《曾子》或为曾子门人述作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载有“《曾子》十八篇”，且被班固认为是曾参所著，因此其在后世单行为《曾子》一书，如《隋书·经籍志》就说“《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但是到唐太宗时期魏征编纂《群书治要》时，《曾子》一书就已亡佚一部分，只余下十篇，存于今所见《大戴礼记》中。但朱熹对《大戴礼记》本身并不认可，说“《大戴礼》无头，其篇目阙处，皆是元无，非小戴所去取。其间多杂伪，亦有最好处，然多误，难读”。《大戴礼记》所收《曾子》中亡佚的篇目在他看来很可能也是原本就没有的。
关于《曾子》一书的作者，历来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断定为曾子所著，二是认为该书内容为曾子同其门人的议论，由其门人成书。究竟是否为曾子所作，朱熹亦持怀疑态度，他在《书刘子澄所编〈曾子〉后》中指出，曾子“言行杂见于《论语》、孟氏书及他传记者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传《曾子》书者，乃独取《大戴礼》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语气象视《论》《孟》《檀弓》等篇所载相去远甚”。朱熹于此仍是主要以“言语气象”，即文辞文风及其体现出来的作者的品格气象来作判断，从而否认了为曾子本人所作的可能。不过他随后又说，是书或许是曾子随行弟子中的“谨厚修洁之人”所记，但其“所闻虽或甚浅”，毕竟也是曾子弟子所述作，基本思想仍可视为源自曾子。
不过，朱熹终究对《曾子》及其与曾子的关系持保留态度，所以他始终对其引述和讨论不多。罗新慧则分析指出：“应当肯定《曾子》一书是曾子及其弟子们的思想资料汇编，是研究曾子思想的基本可信的资料，其撰写和编定的时间在战国初期。”这一判断基本明确了《曾子》文本的可靠性，并强调该书与曾子关系紧密，相比朱熹的看法更为乐观。
朱熹考辨的特点与意义
总体而言，朱熹对曾子著述情况的分析，态度是审慎的。比如，在涉及《论语》作者的表述时他就主要征引前人之说，他将《大学》传文的作者只是归于“曾氏之门人”而不直接说成是子思，他为《孝经》划分经传而不笼统视为曾子所作，他出于对《曾子》文本可靠性的保守看法而不肯多作引述，等等。
其方法则至少可归纳为两点：一是看重文本内容的逻辑性和完整性，譬如被他否定与曾子有关的著述内容，在他看来就存在所谓“杂乱”“凑合”等问题；二是基于文如其人的文论标准，注意从文章义理的深度及文辞表述的风格看作者是否具备圣贤气象，并以此划分典籍的经、传。由上述方法论原则来看，朱熹的讨论主要是从义理和文风着手，在考据方面或许有欠充分，但亦足以说明，在朱熹心目中曾子于孔门义理有着精当的把握，具有较为典型的圣贤人格形象。
朱熹看重曾子，更明确地体现在他的《中庸章句序》对曾子道统地位的确认上。他于其中指出，孔子“接夫道统之传”，其后“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从中可见，虽然孔子传道于颜回与曾子，但颜回不幸早死，担传道之任者唯有曾子。然而曾子的道统地位并不能仅由《中庸章句序》下一断语即可确立，所以朱熹才要不遗余力地从各个方面对曾子的圣贤人格形象与道统地位予以论证。他对曾子著述情况进行考辨的意义即在于此。
与曾子相关的著述当中，《大学》是和曾子关联最密切的一种。朱熹受程子的影响，在《与陈丞相别纸》中讨论读书的次第时，明确以《大学》为“入德之门户”，强调“学者当先讲习，得知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可见在朱熹所推尊的“四书”之中，除孔子外，曾子的思想同样是贯通其间的，甚至因其对孔子思想的体认和解读的精当简明，朱熹还将《大学》当作学习儒学的入门必读经典，列为“四书”之首。如此一来，曾子的道统地位与圣贤人格形象，便随着朱熹对曾子著述的考辨，以及朱熹四书学的建构，逐渐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确立。与此同时，朱熹也在考辨曾子著述情形的过程中，将自己的道统观呈现得更加清晰。
作者：冯兵，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溪字义》通释与研究”负责人、厦门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