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世纪开始，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引发了欧美本土文人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在这一背景下，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传统典籍逐步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促进了此后400多年“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进程。由于《论语》在欧美的早期传播涉及多个国家、多种语言，这里主要梳理俄罗斯、英国、美国、法国的史料。

《论语》的文本传播概况

　　《论语》共20篇492章，简朴精练的句式，多样化的记述方式，口语化的虚词和叠词、叠句的使用，反映了当时的中文和中国哲学、文学等风貌。李宇明指出，《论语》涉及到不少语言应用的规范和对语言行为的态度，它把语言看作思想的外在表现，是仁、义、礼等的外显形式之一，体现着人的品位类属。自东汉起《论语》就被列入儒家经典，南宋时理学家朱熹将这本著作与《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此后“四书”不仅成为历朝文人的必读典籍，而且逐步成为中国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

　　对《论语》加以注释的历朝文人众多，当前流传有序且影响较大的注释性著作有：汉朝郑玄的《论语注》，三国曹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宋朝朱熹的《论语集注》，清朝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民国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其中的前四部也随《论语》一起传播至海外。朱熹注本被认为是关于《论语》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从而成为海内外学习和研究《论语》的必读文献。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先后引入、学习《论语》等中国典籍。至今，在汉字文化圈地区，从上层社会到普通民众都会自觉推崇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观念，儒学的影响力也涵盖了政治、思想、教育、科举、习俗等多个领域。

　　在欧美地区传播时，《论语》的受众则略有不同，呈现出精英化的特征，影响力是从宗教领域逐渐扩散到哲学、文化、教育等领域，扩散时间集中于17—19世纪。其传播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学习、翻译《论语》等典籍，译文种类相当丰硕；第二阶段是编写各种含《论语》内容的通用型或专用型中文教科书，帮助学习者增强书面语能力；第三阶段是在传教士汉学带动下专业汉学发端，《论语》等典籍被作为汉学或中文专业开展研究、实施教学的重要内容。

　　李宇明、王春辉指出，一个语言的文本被译出的数量，常常可以作为衡量这一语言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因此，《论语》的翻译语种数、版本数，也是其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据杨育芬2022年的不完全统计，《论语》已被翻译成30多种外国语言文字，而1980年代至2019年中国主动翻译的英语版就有49部。实际上，从16世纪末之后，欧美就陆续出现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的拉丁语、俄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的译本。例如，刘丽芬统计出从1729年至2014年《论语》的俄语译本有17个；张一帆指出，早期西班牙语《论语》译本皆转译自以英、法语为主的欧洲语言，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版的西班牙语译本超过了15种。

《论语》在欧美的传播背景

　　《论语》等中国典籍在欧洲的流传可追溯至16世纪末，18世纪才扩散到北美洲。法国汉学家梅谦立等指出，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结束在中国的传教回国后，于1590年完成的西班牙语“四书”手稿，实为儒家经典西传的第一个译本。张西平也认为，罗明坚是儒家经典西传的真正开创者。

　　1601年另外两位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和西班牙的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身着儒服来到北京，受到明朝万历帝的召见和优待。他们获准居住于北京，从而开创了此后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努力适应中国环境、勤奋学习中文、中国典籍和文化、著书立说、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用中文向中国民众传播基督教和西方的自然科学等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6世纪末开始，《论语》等中国经学典籍逐步传播到欧洲。

　　入华初期的传教士不懂汉语，看不懂中国典籍，也缺乏最基本的中文教科书，于是他们找来中国老师，从学说中国话、创制汉语拼音、编写汉外字典词典开始，逐步进入到学习、翻译中国传统典籍。基于此，他们编写了大量的汉语教材，并有声有色地开展起中文的教学和中国各类典籍的研究工作。这些举措帮助传教士们架起了与中国的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密切交往的桥梁，并为后来的传教士扫清了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化的障碍。

　　17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也随之扩散到北美地区。张涛指出，在美国建国之前即1735年，《纽约周报》就刊登了关于孔子及其《论语》的介绍。此后，有关“四书五经”译文的转载、摘录等文章也时不时地出现在北美报纸上，但主要是引述欧洲人的看法。19世纪早期的美国已经意识到，向民众讲解孔子有助于拓宽美国人的认知视野。

《论语》在欧美的传播方式

　　罗莹指出，从利玛窦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在文人的协助下，系统地制定了西书汉译和汉书西译计划。因此，17—19世纪出现了大量用各种欧洲语言翻译的“四书五经”等典籍的译本。

　　徐万民也提及，1729年驻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团培养的首位汉学家罗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指导其学生沃尔科夫（Якoв Boлкoв）翻译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因此沃尔科夫成为“四书”的第一位俄译者。曾在北京担任东正教传教团团长的俄罗斯中国学、东方学创始人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于1820年至1821年译出了完整的“四书”及朱熹的相关注释，虽然未出版，但他被称作“西方汉学家中第一位正面评价中国注疏对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意义的人”。《论语》原著和译本被带回俄罗斯以后，当地汉学界对《论语》的解读也不断深入，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东方学系创始教授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出版的《汉语文选》（Китай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1868年）就收录了其《论语》译本。这个译本逐字逐句翻译，译释结合，使原文模糊含蓄之处明晰化，降低了译文读者的阅读负担。刘丽芬指出，这个译本是当时唯一一本在俄国得以传播的译本，其意义重大。

　　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例子，他未曾到过中国，只是在印度传教多年，却于1809年在印度翻译出版了第一本英译版《论语》（The Works of Confucius）。马敏指出，这本译著是继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之后，首次用英文比较翔实地将半部《论语》介绍给了西方。

　　16世纪到20世纪初，《论语》也被欧美人用作学习中文尤其是书面语的基础教科书、翻译教科书、文化（含文学）教科书。马士曼还通过自己的另一本著作《中国言法》（1814年），总结了自己对汉语书面语的认识、分析。该著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汉语文言语法专著，兼有汉语教材的特点，所选的近500个中文例句中有100多个引自《论语》。同时代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Edkins, Joseph）指出，《中国言法》“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和富有建设性的书”。何群雄认为，马士曼的中译本《圣经》中所采用的“马士曼—拉沙译法”尽量接近“文言色彩”，结果反而比“马礼逊译法”更容易理解。不难看出，马士曼通过对《论语》等中文典籍的学习打下了深厚的文言文、中国文化功底，英译本《论语》、文言语法著作《中国言法》和中译本《圣经》等就是他的重要学习成果。

　　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所著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ae Sinicae，1831年），口语语料主要来自中国戏曲和小说，而书面语语料则主要来自“四书”。当时很多西方人的观念是：无论是语言学习还是文学思想研究，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经典都是“古代中国典籍的开山之作”，学习中文就要像中国孩童一样从“四书五经”开始学起。

　　1832年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创办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6年之后陆续有许多西方人在该报上介绍学习中文的心得体会。据传教士费罗（Philo）在该报刊登的《汉语学习评述》介绍，他可能花了一半的时间在汉语书面语的学习上，其所列书目也包括“四书五经”等典籍。

　　罗索欣（Россохин. И.К）于1741年回到俄罗斯后，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担任满汉语翻译与教学工作，他要求学生们在初学阶段熟记《千字文》《三字经》和“四书”。喀山大学在1837年首次设立汉语系，担任首位系主任的西维洛夫（Д. П. Сивиллов）也翻译过“四书”，但未出版。作为俄国第一位中国文学史专家，瓦西里耶夫从中国回到俄罗斯以后，还将《论语》作为汉学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从19世纪开始，随着中西接触的进一步增多，政治、文化、商贸交流的深入，许多西方国家急需培养大批了解中文和儒家典籍的汉学人才，当地的汉学研究开始向专业化、学院化阶段发展。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等国的多所大学先后设立汉学或中文教席，开设相关课程，甚至建立汉学或中文专业。当时欧美文人对《论语》进行翻译、注解的成果已经很丰富了，于是一些汉学家开始用专著或在其著作里用专门章节来分析、阐释《论语》等儒家思想。而这些成果也成为奠定汉学向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基石。

　　1814年，雷慕莎（Abel-Rémusat）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这是欧美汉学向专业化、学院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雷慕莎用法文翻译了《论语》等典籍，还在其著作《四书札记》中阐述了儒家学说。郝运丰、梁京涛认为，与之前耶稣会士的译文相比，雷慕莎的阐述更为清晰、准确。

　　1837年伦敦大学学院设立了首个中国语言文学教席，首任教授是新教传教士塞缪尔·基德（Rev. Samuel Kidd）。他曾在著作中多次提及孔子的思想，以及自己学习“四书五经”的经验。曾在中国生活40多年的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也曾在1869年出版过英译本《〈论语〉：孔子的言说》，1888年他成为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美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先驱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76年在耶鲁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该校还建立了全美第一个中文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卫三畏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年第一版，1883年修订版），是美国人完成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综合性学术论著，书中的第11章《中国经典文学》就包含“《论语》”“孔子生平”“儒家伦理体系的特点”等内容。张源认为，该著作是真正意义上美国汉学的开端。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在1910年出版的译本《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格言》，标志着俄国儒学史研究正式开始。在翻译时波波夫力求简洁、准确，将自己和其他译者的译文进行比较，在注释中不仅发表自己的见解还附上中国古代文人的注疏。

　　随着翻译、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论语》的影响又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一些哲学、思想和文化领域，传播对象也从传教士扩散到汉学家和一些社会、文化精英。

　　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所著《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包括《大学》《论语》《中庸》的拉丁文译本，并收录了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等编写的《中国哲学之父孔子传》，还极为罕见地附上了孔子像。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从这本书中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比如伏尔泰（Voltaire）等人就希望借助孔子思想来探求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马祖毅、任荣珍指出，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也十分推崇儒家思想。爱默生还将《论语》的句子，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化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人是一条不明源流的溪水。人生的存在总是从人们一无所知的地方降落在人生之中……每当我观看那条我看不见源流的河水时，……我发现我只是这条天水的惊诧的旁观者。”

　　以《论语》为代表的“四书五经”等典籍蕴含着中国的文化精髓、政治智慧、教育理念、哲学思想等内容，是弥足珍贵的人类共同精神财富，而欧美传教士、汉学家亦是“中国故事”的重要传播者、解释者。若能多角度、多层面地深入挖掘这些典籍早期在海外传播的史料，培养一大批能正确理解和精准把握中国发展脉络的当代汉学家，必将提升海外学习者对中文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的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