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是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是继孔、老之后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朱熹融合儒、释、道三教，并加以时代的改造和创新，集宋代新儒学之大成，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和东亚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民族文化主体精神，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精神，勤政爱民、经世致用精神，坚守圣人之道、崇尚真理的精神，哲学创新精神，中道和谐精神，综罗百代的兼容心态和开放精神，科学求实精神，求知探索精神，从事书院教育的自由讲学和独立议政精神，不计功名利禄、讲求伦理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精神，重感物道情、情理结合和文道合一的精神等方面，集中体现了朱子学的精华。朱熹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科举、文学、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献学、文字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而，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同时，他的思想流传海外，对东方各国几乎带有普遍性的意义，在东亚、欧美及华人文化圈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就朱熹思想中的求实求理精神，重视经世致用的思想，“理一分殊”思想，兼容并包思想，道统思想，“心统性情”说，知行关系的重行说作一阐述，以探讨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朱熹求实求理精神、重视经世致用思想的当代价值

朱熹求实求理精神，重视经世致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在对佛老和旧汉学的批判、扬弃中，提出了求实、求理的实学和经世致用思想，以理为实，主张于实处求理，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强调讲实学、求实理、致实用，以回应外来文化、宗教思想及理论形态转型的挑战，针砭社会时弊，为解决社会重大问题、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从而把儒家思想实理化、把儒家经学实学化，完成了理论形态的转型和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不仅创新发展了儒家学说，而且把儒学治国平天下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朱熹等理学家联系社会发展实际提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即是理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值得认真探讨并发掘其现代价值，而不应把理学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流弊过分夸大，将理学片面地视为脱离实际的空谈心性之学。

朱熹反复强调：“释氏虚，吾儒实。”批评：“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 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以理力实，提倡实理，反对佛老的“空”、“无”。认为佛教不明理之本体，于大本处未立，故把批佛的重点放在批判佛教的“空”论上。“空”论是佛教哲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佛教各派普遍使用“空”这一基本范畴。虽然各派对“空”的解释有所不同，但“空”的涵义基本是指事物的虚幻不实，或指理体之空寂明净，认为世界一切现象皆是因缘和合而生，刹那生灭，没有质的规定性和独立实体，假有而不实，即为“空”。就佛教大多数流派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空”、虚幻不实而言，可以说属于“空”派，朱熹深知“空”论在佛教理论中的重要性，故通过批“空”来求实、求理。他说：

  佛以空为见，其见已错，所以都错。

  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

  问：“释氏以空寂为本？”曰：“释氏说空，不是便不是，但空里面须有道理始得。若只说道我见个空，而不知有个实底道理，却做甚用得？”

可见，佛教把一切都归于空寂，所以是以空寂为本，其言性、言理，俱为之“空”，为之“无”，而与儒学的“实”、“有”不同。正因为儒学讲“实”，以理为实，以性为实，故与佛教的空寂之说不同。

由此，朱熹指出，尽管佛教的“空”论把宇宙万有幻化为虚无，抹煞事物存在的客观性，但事实上万物存在的客观实在性是抹煞不了的。他说：

  释氏则以天地为幻妄，以四大为假合，则是全无也。

  若佛家之说都是无，已前也是无，如今眼下也是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万事万物，细而百

  骸九窍，一齐都归于无。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著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

批评佛教以天地为幻妄，以地、水、火、风之“四大”所造成的一切事物为“假合”的理论，而强调万物的实有，吃饭穿衣均是实有而不得归于空无。

以上表明，朱熹在对佛老空、无思想的批判中，提出了求实、求理的思想。并在批判中加以扬弃，吸取佛老精致的思辨哲学形式，如借鉴华严宗的理本论形式和理事说，吸取佛教的“月印万川”说，借此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借鉴佛教的心性论，又吸取道家、道教的道本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为建构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服务。朱熹在对佛老的批判中又加以吸取，在扬弃中加以创新，从而超越盛行一时的佛老之说，确立了以儒为本，融合三教的新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以其求实、求理的时代精神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亦是对儒家重社会人事、轻天命鬼神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与求实、求理的思想相联系，朱熹重视民生，提倡经世致用。为了实现社会治理、保障民生，朱熹力陈复井田、行经界的理由和重要性。他说：

  本州田税不均，隐漏官物动以万计，公私田土皆为豪宗大姓诡名冒占，而细民产去税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狈，无所从出。州县既失经常之入，则遂多方擘画，取其所不应取之财，以足岁计。如诸县之科罚、州郡之卖盐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穷民受害，有使人不忍闻者。熹自到官，盖尝反复讨论，欲救其弊，而隐实郡计，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经界，实无措手之地。

指出豪强占田无数，而普通农民则产去税存，又遭受地租的剥削，故生活贫困痛苦，狼狈不堪。如此州县亦收不到应得之入，只好采取多种手法，取其不该取的钱财，以维持日常所需。这样，上下不法，又把负担转嫁给农民，使得穷人益穷，令人不堪忍受。朱熹到官后，亲眼目睹了这一弊端，决心实行经界以救其弊。

朱熹不仅提出复井田、行经界的思想，而且还力图将此加以施行。他上《条奏经界状》，奏请在漳州行经界法。他同时并令邑人清丈土地，核实田亩，积极条划经界；又将实行经界这件事晓谕漳州人户，告知施行经界之法的目的、宗旨和要求及利害关系等，认为“经界一事，最为民间莫大之利”，通过行经界为百姓谋福利。朱熹还强调农业生产是满足民众吃饭穿衣基本生存需求的首要之举，而衣食足则是实行道德教化的基础，以达到共同富裕。他说：

  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倅皆以劝农为职。毎岁二月，载酒出郊，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盖欲吾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以共趋于富庶仁寿之域。

指出“务农重谷”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州县守皆应以劝农为其基本职责。其宗旨是通过父老劝喻子弟勉力农耕，实现丰衣足食，然后施之以教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朱熹在这里提出“以共趋于富庶仁寿之域”，强调的是共富，而不是少数人的为富不仁，这一思想对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熹不仅重视农耕，主张通过勉力务农实现共同富裕，而且把食作为民生之本，把农作为足食之本，并将此上升到“理”的高度。他说：“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既然是自然之理，就只能重视民生之本和农业生产，而不能违背。凡不肯及时用力以治农事者，将难以满足百姓吃饭穿衣的基本生活需求。可见，朱熹对民生和农业生产的重视。朱熹重视民生和农业生产，主张在实践中加以落实施行，这正是理学家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这对当代社会重视民生、经世致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值得借鉴。

朱熹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以此来概括一理与万物、一理与万理的关系。所谓理一分殊，即指天理只有一个，而天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通过分殊之万物表现出来。可见，“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指出理是原、是本、是体，万物是末、是用、是发见。理既是宇宙的本体而主宰万物，又是宇宙的本原而派生万物。所谓理是本体，“见天下事无大无小，无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发见”，天下万物都是理的显现和作用。所谓理是本原，即理派生物。他说：“此理处处皆浑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个个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理产生物是一个生生不已的过程，每件物都由理派生，但物物之理不是分割的、欠缺的理，而是完整的、浑沦的理。朱熹天理论的理是本体论与生成论统一的范畴。

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正如韩国建国大学哲学系郑相峰教授所指出：“至今数码技术改变了全球的信息结构，以便于磨掉全世界人之间的时空的距离。因此我们容易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伦理规范、宗教信仰等等。于是自然会发现到了全球世界各地彼此之间有文化上的差异、规范上的差异、宗教上的差异。所谓‘差异’，是指两者之间有所不同，然不加任何主观性的评价给它。同时我们意识到人人皆有所以为人的存在价值。身为存在者的每一个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生来具有天赋的权利。在各种人际关系上须是要互相同等对待，不应该受到任何上下优劣的等级区别。不管皮肤色不同、国家民族不同、语言文化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差等’或‘差别’则在此世界上应当消失掉。同等对待涵盖互相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爱亦是从此开始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质与个性。虽才质与个性不同，但人人有权利受到同等对待。在此我认为我们应该给‘理一分殊’的伦理学层次上的涵义予以现代性价值意义。”对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可作这样的理解，全体人类是由各个不同肤色，不同国家民族，不同语言文化、教育背景，不同经济状况的个人组成的，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才质，但人人（每个个人）都有受到同等对待的权利，得到同等的对待，这就是“理一”；“分殊”就是具有不同文化、文明背景的在各方面存在着差异的不同的个人。“理一”存在于“分殊”之中，世界的进步与发展，不能离开不同文明的各个国家民族、每一个个人的发展与进步。由此把每个个人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的发展结合起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体现了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当代价值。

朱熹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主张容纳各家各派的思想，这主要指吸取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宗教道教以及先前思想之长。在批评与出世思想紧密联系的佛教哲学的“空”论、心本论、只内不外等思想的过程中，朱熹又一定程度地吸取借鉴了佛教的理事说、心性论、“宾主说”、修养论等思想。朱熹对道教包括道家的批评主要表现在，批评道教及道家厌世避祸，崇尚空寂以保全其身的思想，并批评其神仙思想和长生不死说。朱熹对道教的吸取主要表现在，借鉴道教之图，以阐发自己的易学及太极说；又考释道书，探讨道教修炼之术，以修养身心，并吸取道教的宇宙生成论等。此外，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遍注群经，既以阐发义理为治经之目的，这是他超出汉唐经学之处；又重训诂考据，对诸经详加训释，这是他对汉学的吸取，亦是他对宋学流弊的修正。由此朱熹对传统经学作了全面总结，一方面通过总结二程的“四书”学，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在经学发展史上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废弃训诂考据之学，强调“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从而对汉、宋学都加以总结吸取，既以宋学为主，又超越汉、宋学之对立，由此发展了传统经学，并对后世的新汉学产生重要影响。不仅如此，朱熹易学既重本义，重象数，又以义理为指导，把义理、卜筮、象数、图书相结合，从而总结发展了传统易学，体现了他融贯象数与义理的精神。

朱熹兼容并包、容纳各家的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包容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挖掘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华文明与中国价值的世界意义，将其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世界文化由多元构成，这是历史形成又延续至今的客观现实。每一种文明、文化都是在本民族、本国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中产生，并为本国、本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各文明、文化既有相互差异的一面，又有相互融合、相互沟通的一面，同时保持自身的特色，由此推动了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世界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应相互尊重，扩大文明的共识，而不应以自己的文明和价值观强加于人。借鉴朱熹兼容并包、容纳各家的思想，有助于化解世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妥善解决文明之间的冲突矛盾，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从而维护世界和平。朱熹兼容并包、多元开放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哲学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的特征，发挥其当代价值，吸取诸家学术之长而发展中国学术文化，与其他地域文明、文化交流互动、交相辉映，对发展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是中国道统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的道统思想是其整个学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继承二程，推崇周敦颐，梳理确立道学的传授系统；提出“十六字心传”，以心法的传授体现道统观；甚重“道统”二字，推广道的传授统绪，从而完善了道统思想体系。朱熹建构精致的道的哲学，以道为形上之天理，提出道兼体用的思想，提高了道统之道的哲学思辨水平，这也是对道统论的发展。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集注“四书”，以“四书”学发明道统，认为“四书”重于“六经”，并排列“四书”之次第，从而集道统论之大成。朱熹与陈亮之间展开的关于道统的争论，既集中反映了理学道统论的特点和主旨所在，同时也表明在朱熹集道统思想之大成的同时，已有与之对应的思想存在，并对其提出批评。中华道统思想正是在这种相反相成的批评辩难中不断发展和演变的。深入探讨朱熹的道统思想，及其道统与道学的相互关系，对于认识理学道统论的形成和确立及其时代特征，以及在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的道统思想以仁义之道作为其理论的根基，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道统思想以中道为重要内涵，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不偏颇的中道和谐精神，以及持中通变的精神；道统思想重内圣心性之学，讲超越时代的心传说，这有利于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道统讲修齐治平之道，重视由内圣而达于外王，体现了注重实践和社会治理的道在日用中的经世精神；道统以道为核心、为最高价值和权威，坚持从道不从君的原则，有利于激励今天的人们坚持道义，为真理而奋斗和献身；道统思想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体现了包融涵盖的海纳百川精神，有助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成分以发展中国文化，而故步自封，自限于中土，则不利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发展；道统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以解决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体现了其崇尚文明进步的日新精神，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至现代又与现代文化接轨，体现了道统思想的时代意义，这有助于人们在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其有价值的思想，为建构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服务；道统思想中尊王黜霸的王道精神对于推行仁义王道，反对霸道政治和霸权主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应在新时代得到传承和创新发展。

朱熹集大成的道统思想为历代先贤志士所重视，能够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流传海外，它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塑造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道统思想十分重视，1922年，他在广西桂林回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提问“先生革命之基础为何”时指出：“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表明孙中山受到了道统思想的影响，以继承发扬中华道统为己任。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经济，建设伟大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用中华优秀文化和精神力量去影响和改变世界，构建美好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而且包括文化的崛起，加强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应的文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当今时代，深入挖掘和阐发道统思想中所包含的仁义之道、中庸和谐思想，发扬讲仁爱、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之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时代价值，发扬中华道统思想中有益于社会文化建设的成分，这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道统中影响深远的儒家传统价值如中道、和谐精神，重视人的价值的仁爱民本之道，“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以及提倡人心向善的“率性之谓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修齐治平之道，道在日用中的经世致用之道，以及道家崇尚自然、天人合一之道等人文精神，亦是文明对话和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这些道统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理应整理发扬，成为重要价值，而对现代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值得关注的是，道统思想与现代思想文化的结合，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其走进新的社会和文化境界的重要途径。

正如杜维明先生所指出：“我们已迈进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西化和现代化理论所预设的以启蒙精神为主的欧美文明被奉为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典范已受到了质疑。……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这与不同的文化形式相关，亦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应发扬我中华道统文化几千年来所讲求之“中道”的理念，以区别和超越西方进化论所主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之丛林野兽法则和世界霸权。挖掘中华文明与中国价值的世界意义，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人类共同价值体系，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在文化传承与道统研究问题上，应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客观科学地理解和评价道统思想，探讨其对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具有的意义，并客观指出其流弊，从而扬弃传统，继承和创新其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文化的资源和借鉴。

我们探讨朱熹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应在吸取以往海内外包括港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力求理论创新，不负时代赋予的责任，以客观立场研究中国道统思想，钩沉索隐，探索未知。其特点和新意在：深入系统完整地勾勒和再现中国道统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明确界定中国道统的内涵；剖析道统思想的理论构成，并揭示道统思想的基本特征；评价和反思中国道统思想的价值与流弊。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人们的精神家园，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加强中西文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不断增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提供借鉴和思想资源，以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由此体现出朱熹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社会意义。

需要指出，朱熹集大成的道统思想中有价值的思想与科学、民主、法制等现代文化的内涵没有根本的矛盾，主要是由于时代的差距，双方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因此，应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而不应互相排斥和互相脱节。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流，使中国文化在扬弃传统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并不断发展；同时克服其流弊，加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包括朱熹道统思想在内的任何思想文化既然是时代的产物，就必须适应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从中华道统思想中发掘人类的普遍价值，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增添新的内涵。

朱熹理学心性论研究的对象和回答的问题主要是人的主体思维与道德理性的关系问题，其中涉及到由性而发的情感和情欲问题，以及心、性、情三者的关系问题，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确立了宋代新儒学道德理性的主导地位，使儒家伦理有了本体论的哲学依据，发展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使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由此，心性论作为朱熹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天理论、道统论、格物致知论等共同构成其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历经演变和发展，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心统性情”的思想是朱熹心性之学的纲领和核心。朱熹以其心论、性论及性情关系说为基础，总结和吸取前人的思维成果，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张栻等相互交流，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心统性情”说，对心性理论和心与性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了精辟而系统的见解。

所谓“心统性情”，要而言之，就是强调以理性控制感性，主张以人的理智之心控制和把握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以义理之心统率性情和万物，从而实现内在的自我超越，达到修养性情以符合社会规范的目的。这对中华社会伦理产生深远影响，使道德理性终究能够主导感性欲望，超越感性直观，使整个社会在一个有序的、理性世界的指导下正常运转，避免因感性欲望的过度泛滥而造成社会生活失序。这加强了中华民族重理性，重内在自觉，节制感性欲望的自律精神，以此排除宗教的干扰和感性的影响（亦不离感性），形成了与西方民族不同的特点。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既要充分、合理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和感性欲望，更应把理性置于优先于感性欲望的位置，把理性、理智与人的本能，包括欲望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求人们不断地超越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和人格完善的人。这正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基本准则。

朱熹通过与张栻的“中和之辩”，尽管亦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但通过两大理学家的辩论，受张栻思想的影响，两人最终认识到应把存养与察识结合起来。所谓存养，指平时的道德修养工夫，朱熹认为这是保持善性的根本。另一方面，当心为已发，性表现为情时，亦要以心来主宰情，使情符合性善的原则。他说：“心宰则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则情流而陷溺其性，专为人欲矣。”此时的心主宰情是指主于省察，即察识其心。他说：“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所谓省察，指遇事时察识其心以按道德原则办事，使情不离性善的轨道。朱熹主张把未发已发、存养与省察结合起来，即通过心的主宰，把性与情统一起来。他说：“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耳。”强调心主宰性情两端，把平时的道德修养与遇事按道德原则办事互相沟通，使之均不离心的统御和把握。

张栻在放弃胡宏性体心用之说的基础上，先于朱熹提出了“心主性情”的思想，这对朱熹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辩论中，双方都修正了胡宏“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先察识后涵养的思想，最后认识到察识与涵养可以相兼并进，交相助，强调平时的道德修养与临事按道德原则办事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这对于理学心性修养论的丰富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张朱“中和之辩”促进了宋代理学思潮中闽学与湖湘学的交流和发展，开创了自由讲学和不同学术观点互相诘难又互相促进的一代新风。在张朱“中和之辩”后，理学大大地发展起来并走向成熟。后来，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论学方法之争、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陆续展开，而张栻与朱熹的“中和之辩”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这对于推动当时文化、教育以及理学自身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并对加强当代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把平时的道德修养与遇事按道德原则办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风美俗，无疑具有启示意义和重要的当代价值。

朱熹格物致知的认识论，除重点讲“格物只是穷理”，“致知便在格物中”，以说明格物是为了穷理，通过即物穷理来致吾知外，还强调穷理致知的目的是为了力行，将天理的原则贯彻落实到践行中去。他说：“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所谓即物穷理属于致吾知的工夫，得到了知，还须力行，由此朱熹展开了关于知行问题的论述。朱熹关于知行关系的重行说在中国哲学史的认识论尤其是知行观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对以往知行学说的发展。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既强调知先行后，又强调先知其理的目的在于力行，故以行为重，知为轻，要求“为学之功且要行其所知”，把知落实到行上。他说：“致知力行，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虽然知先行后，但行比知却更为重要。并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重视行，强调把知贯彻于行。朱熹的认识论，其认识过程是由格物穷理到致知，由博而反约，以豁然贯通，认识天理；但掌握了对理的认识，还必须贯彻到躬行践履中去，否则致知的目的就没有达到，故力行的重要性胜于致知。

朱熹的知行关系说作为其格物致知论的一部分，主要强调要把格物致知得到的认识贯彻到力行中去，在力行其知的过程中，知行相互促进，从而得到真知，使认识深化发展。也就是说，仅即物穷理致其知尚不全面，知行的结合，既是以行来检验知的真知与否，又是以行来促进知的不断发展，朱熹重行的知行观是其认识论的特点，亦是对程颐格物致知论的丰富和发展。

朱熹的重行思想体现在各个方面，如重农务谷、赈灾济民，重视道德实践，将所学之忠孝仁义原则贯彻到洒扫应对进退的日常生活中，贯彻爱国主义于治国理政的社会实践中等等。这种重行的思想在当代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吸取。

综上所述，朱熹思想中的求实求理精神、重视经世致用的思想，“理一分殊”思想，兼容并包思想，道统思想，“心统性情”说，知行关系的重行说等，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中所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和本质特征，至今仍然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力和渗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