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什么最值得人学习和知晓？对孔子而言，即“学道”和“知道”。《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所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中之“学而”可能有误。据《史记·孔子世家》之记载，“学而”当为“学道”，正好与“诲人”相应，于文于义皆长。孔子好学，也喜论学，所学范围甚广，“学道”为其要；孔子求知，“知道”为其本。出土文献所见《论语》（《齐论》）有《学道》篇，其言“学道”，结合传世文献，可求其具体所指。孔子信奉道，志于道，其道广大高远，学道、知道即为尽力、用力处。
【关键词】学习 知晓 学道 知道 道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同它本身的重要性不一定对等，对此不断进行检视有助于扩展对事物的认识。就孔子之“道”而言，我们对它的探讨[1]，还没有达到它在孔子思想世界中的重要性程度。在此我想利用三个文献考察一下孔子的“学道”和“知道”这两个概念。这三个文献，一个来自未受到注意的传世文献（《史记·孔子世家》），另外两个来自新出土的文献（肩水金关汉简和海昏侯汉简《论语》）。它们都为我们认知孔子之“道”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有价值的信息，因而也使我们观察孔子之道的视域得以扩大。
一.什么最值得学习——“学道”
《论语·述而》篇记载：“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2]我们很熟悉孔子的这段话，并且习以为常，历史上没有发生疑问，现在也是如此。但实际上这是有问题的。撇开头一句的“默而识之”，关键是“学而不厌”这一句。将它同“诲人不倦”连到一起说，两者已成为固定的熟语，语义也没有难解之处，指人在学习上和教人上应持有的态度：学习从不要有满足之心，教人从不要有厌倦之心。这两句话中的谓语“不厌”与“不倦”对应，两个词的搭配很合适。按说两句的主语“学而”与“诲人”也应是对应关系，但两者的用语明显不类。“学”和“诲”都是动词，这没有问题，但后者有宾语，前者没有宾语，却用了连词“而”，完全不对应。既然“诲”有宾语，施教的对象是“人”，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学”也应有宾语和学习对象。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没有人会否认孔子是好学的人[3]，人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位喜爱谈论学习的人。在《论语》中“学”这个字出现的次数非常多。《论语》第一篇第一章孔子说的三种快乐中的第一种是来自学习（“学而时习之”）。[4]孔子在不同语境下阐述“学”，希望人们具有好学的精神，教导人们应该学习什么：有广泛意义上的“学文”[5]，也有具体意义上的“学诗”“学礼”“学易”等。孔子还谈论了人们应该如何去学习。比如，他告诉人们，仅有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复习和练习；学习必须同思考结合起来等。
在学习什么上，孔子提出的“学道”概念则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但在传世本《论语》中，这一概念只出现在《阳货》篇中：“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依据这一记载，“学道”这一概念是孔子提出的。子游在这一特殊场景下通过引用孔子说过的话，婉转地表达了他对老师批评意见的不接受。孔子的这两句话表明，不管是什么人（君子和小人），他们只要“学道”，对社会总是有益的。“道”这一概念在孔子那里比“文”这一概念的意义更广，它有路、原则、真理、价值和方法等许多意义。“学道”就是学习和掌握这一切东西，“志于道”就是以追求这些为志向。子夏将君子学习要达到的目标定位为“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按照社会分工，社会大众从事的是各种不同的具体工作，“君子”从事的则是追求普遍真理和价值，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
“志于道”就要“学道”。但“学道”在《论语》中只有这一处吗？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两句中，“而”与“人”这两个词不类。这两句话如果单独说，文通义顺，没有什么问题，但合到一起看，就有问题。“学而不厌”的上一句是“默而识之”，两句中都用了“而”字，将这两句相提并论似乎也可以。孔子有“学而不思”（《论语·为政》），子夏有“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等类似的“学而”的用法。但在这三句话中，后两句话前后的呼应性很强，“识之”同“不厌”不是对应关系，“不厌”只能对“不倦”，因此“学而”相对应的只能是“诲人”。既然“诲”后面是名词“人”，那“学而”后面的“而”字就有可能是误传。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偶然之中，笔者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史记·孔子世家》同《论语·述而》篇对这两句话的记载有异。我们来看《史记》中的记载：“明年[6]，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在这一记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孔子幽默地替子路拟出了介绍他的方式，说他是一个“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在《论语》中，叶公这个人出现过好几次，有处记载是他直接请教孔子。《论语·述而》中的记载是:“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与此不同，司马迁加上了“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它应同《论语·述而》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句有关联。两者文字上的差别，除了“不倦”“不厌”位置互换（语义上没有特别的影响）[7]，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的记载中是“学道”而不是“学而”。
照上述《论语·阳货》的记载（“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可以肯定，孔子确实使用了“学道”一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为“学道”，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有所本。关键是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两句话中，“学道”对“诲人”显然比“学而”对“诲人”于文于义都要好，传世本《论语》非常有可能是误写（或承上文“而”字而改“道”为“而”）。
孔子一生敏而行之，其爱好学习和乐于培养学生的“不厌”“不倦”美德，既是他的承诺和倡导，又是他所履行的。这是孔子追求圣人人格目标的一部分。孔子的言行示范于弟子们，也示范于公众，他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了解他的人想进一步了解他（如叶公问子路），了解他的人肯定他，将他誉为圣人。但孔子从不以“圣者”和“仁者”自许，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这种赞美，他总是谦虚地说，他没有做到。但在学道不懈怠、教人不疲倦上他有当仁不让之自许，这是他的“夫子自道”。
有两个例子能进一步佐证学（什么）与教（谁）是相对的，不厌与不倦是相对的。一个是《论语·述而》的记载：“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在这一语境中，似乎是孔子的弟子公西华称赞他为圣人，但孔子不接受，他用“岂敢”加以否定。孔子称他大概只做到了“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这里以“为之”对“诲之”。“为之”的“为”和“之”比“学”和“道”要广，但两者相类。
另一个例子是《孟子·公孙丑上》的记载。孟子称颂孔子时引用了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在这一对话中，子贡询问他的老师是不是圣人，孔子一方面予以否定，一方面依然以学不厌、教不倦来肯定自己：“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8]这里的“学什么”和“教谁”都省去了，但实际上暗含有学是学道、诲是诲人的实指，补上的话当然就是“学道”和“诲人”。
“学道”一语不见于六经，它可能首见于《论语》，也可能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从小就爱学习的孔子，主张人们广泛学习一切东西（“博学”），认为人应该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多能”），对儒家来说，这主要就是“六艺”（技能）和“六经”的学习和技能训练。孔子说的“学文”“学易”“学诗”和“学礼”等主要同“六经”（“游文于六经之中”）有关。此外，孔子主张广泛接触实际生活，主张多闻和多识，如《论语·述而》记载说：“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但孔子又强调学有所主。子贡敬佩孔子知识广博和多知。孔子反问他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道”就是孔子用以表达学习的主要对象和目标的一个关键词，这也是孔子为什么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孔子后学承继了他的“学道”概念。《礼记·学记》说：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9]
这两段鼓励人们“学道”的话语非常著名，读起来也朗朗上口。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知道”和懂得道的价值；反过来说，人要“知道”就要“学道”。人不学习就不可能“知道”。岂止“道”，要认知和掌握其他事物都需要学习。
因此，将《论语》《史记》及其他有关记载统而观之，孔子说的原话很可能是“学道不厌，诲人不倦”。这也证明，对孔子来说，“道”是最值得人学习的。之前司马迁的这一不同记载一直没有受到关注，我们自然也就不怀疑所传“学而不厌”文本有误。
二.什么最值得知晓——“知道”
两个新出土的文本为进一步认知孔子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知道”带来了重要契机。这两个文本，一个是海昏侯墓出土的汉简《论语》，一个是肩水金关出土的汉简《论语》。这两个文本共同印证了《齐论》确实有《知道》篇，而且“知道”这个概念就出现在这一篇中。根据这两个新文献，我们来讨论一下孔子的“知道”概念。
主要出自《鲁论》的传世本《论语》中没有“知道”一词。按照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齐论》有22篇，比《鲁论》多出了《问王》《知道》两篇。何晏《论语集解序》肯定了《齐论》有《问王》《知道》，也认为这是多于《鲁论》的两篇。但《齐论》后失传，多出的两篇内容也无从得知。1973年出土的肩水金关汉简《论语》首先改变了这一结论。根据整理和研究，其抄本被认为是《齐论》。其中就有《知道》篇，首章记载：“孔子知道之易也。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
2015年出土的海昏侯汉墓竹简同样有《论语》（被认为是《齐论》），特别是其中也有《知道》（一支竹简反面写有“智（知）道”两字）篇。这也证实《齐论》有《知道》篇。《知道》篇首章记载（这支竹简正面写的内容）：“孔子智（知）道之昜（易）也。昜=（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12]
出土的这两个《齐论·知道》篇使我们确定：第一，“知道”确实为《齐论》一篇的篇名（海昏侯墓汉简反面写的“智（知）道”两字)，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第二，《知道》篇的“知道”也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肩水金关汉简《齐论·知道》篇中，我们看到的是简一的内容；海昏侯墓汉简《齐论·知道》篇整体还没有公布，我们能讨论的也只是目前公布的这一支简。
孔子以求道为志向。海昏侯墓汉简《齐论·知道》篇首章记载孔子对“道”的看法，说孔子深知“道”易知易行，不复杂，不深奥，是可望可及的东西。与此不同，孔子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又指出了“知道”不易和悟道的庄严，这让他的弟子们对学道、“知道”产生畏惧心理。《论语·雍也》的记载佐证了这一点：“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但孔子不接受他的说法：“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13]孔子是道德意志自由论者，他认为每个人只要追求仁爱就能实现它的价值。照《论语·里仁》记载，孔子鼓励人们追求仁，说一个人哪怕只有一天这样做，他也是做了。人在道德价值面前，只有为不为的情况，从来没有能不能（“力不足”）的问题。对于“道”同样如此。每个人都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去弘扬自身。在《知道》篇，孔子向他的弟子们强调通晓“道”并不难，可能同样是在具体的语境下有感而发。孔子语重心长，在几天中一有机会就说“知道容易”（“易易云者三日”）。[14]孔子这是在鼓励和增强他的弟子们追求“道”的信心和斗志。
《齐论·知道》有关孔子“知道之易”的记载并不孤立。与此类似的记载，一处在《礼记·乡饮酒义》中：
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15]
另一处在《韩诗外传》卷五：
人有六情：目欲视好色，耳欲听宫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绣而轻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则乱，从之则穆。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义简而备，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也。《诗》云“诱民孔易”，非虚辞也。
可以看出，《齐论》所记同这两个传世文献的记载在文义上没有什么差异，都是说孔子知道，如果人真的去求道、行道，那对他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它们在文字上有所不同：一是“道”与“王道”之不同；二是“易”与“易易”和“易行”之不同；三是说明与引用之不同。它们的语境也有所不同。传世文献的记载都是在与“礼”相关的上下文中引出的。乡饮酒礼是儒家礼仪之一，它主要是按照人的年龄区分座次和摆放不同量的食物，以体现尊长养老的伦常，引导人们理解和践履孝悌。孔子通过观察乡饮酒礼，认识到推行王道并不难。这里说的“王道”既是尊长敬老之道，又是孝悌之道。《韩诗外传》将人的生理和身体需求概括为六种（目欲、耳欲、鼻欲、口欲、身体四肢欲和衣欲等），认为“礼”的规范一定要根据人的自然欲求来建立，才能使人们既满足生活的需求，同时又知道有所节制。这也是人们容易按照礼的规范去行动的原因。《韩诗外传》从孔子懂得“道”容易实行这一点出发，又引用《诗经》“诱民孔易”，说这不是“虚辞”，都是为了论证“礼”的正当性（合乎人情又节制人情）。
海昏侯汉简《齐论·知道》篇首章的下一句是记载孔子的话：“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16]肩水金关汉简《齐论·知道》首章这支简下残，只有“子曰：‘此道之美也’”等字句，以及“莫之御也”这半句。孔子是带着遗憾说的这两句话（此“道”虽好，没有人努力去运用它）。留下的一个疑问是，孔子在这句话中说的“此道”是一个泛指还是有具体的所指。《孔子家语·颜回》的记载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颜回问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盍慎诸焉。’孔子谓颜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为也，何居？为闻者盍日思也夫？’”据此，孔子说的“此道”是指颜回询问子路的道理，即“力气勇猛远超德行的人能够死得其所的却很少”。颜回追问人们为什么不能避免。孔子的回答，包含了几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人知道什么不等于就能做到什么（“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为也”），这同《齐论·知道》篇中说的话大体一致，只是加上了一个主语（“人”）；二是孔子对此又提出追问（“何居？”）；三是孔子以反问的方式给予了回答：人们做不到的原因是没有好好去思考（“为闻者盍日思也夫”）。
根据这一记载可以推测，汉简《齐论·知道》篇第一章可能引用了孔子说的这句话，但省去了《孔子家语》记载的孔子说话的这一背景。[17]但这一背景很重要，它不仅让我们知道“此道”具体指的是什么“道”，也让我们知道颜回为什么会向子路提出这一道理。子路以力大和果敢而闻名，孔子不时告诫和批评他不要逞强。正如人们容易好色而不容易好德那样，人们也容易好勇而不好德。颜回问子路的这句话，可以说包含着规劝子路的用意。孔子的强调既是对子路而发，也是从一般意义上强调在勇气和道德两者之间首先要注重的是“德行”。孔子对仁爱和勇气、道义与勇气关系的说明可以证明这一点：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对于孔子而言，勇气的重要性只能同道德结合起来而论，单纯的好勇根本不可取。孔子周游列国，多次受到过围攻，子路勇敢地保护他的老师和同学，这值得肯定。但孔子对子路的勇气又多有批评，因为他容易冲动，鲁莽有余，冷静不足。这是孔子所不希望的。子路总希望他的勇气能够受到他老师的肯定，一有机会就表现出这种愿望：“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孔子更欣赏的人是“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同上)。孔子在子路面前感叹他很难再继续推行“道”，想隐逸于海上，子路觉得这是他可以发挥作用的机会，但孔子马上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子路最终还是未能超越自我，违背他老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的教导，介入卫国君权之争而被杀死。孔子很伤心，痛哭了一场。
孔子认为“知道”容易[18]，就某些道理特别是孔子说的一些人伦日常之道来说是如此，人们“知晓”它们并不难。[19]但“天道”等一类的“道”，人们就不容易认知和理解。竹简《语丛一》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这也是孔子为什么会说“民可使行之，不可使知之。”（同上）从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泰伯》）我们更可以看出，人要“知道”又是多么不易，它是需要人一生为之献身的事业。
《孟子》中有两处记载孔子的“知道”概念。按这两处记载，“知道”并不简单。一处在《公孙丑上》中。这里孟子有一个立论，认为人们追求道德价值就会获得荣誉，否则就会蒙受耻辱。但不幸的是，人们不甘于耻辱却又不去实践道德价值。一个人如果真的不甘于耻辱，他就应该自强自立，因为人的福祉是人努力自求而得到的。为了论证这一点，孟子先引用《诗经》中的诗“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佚名诗《鸱鸮》），然后又引用孔子对此诗的评论，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另一处在《告子上》中。在此，孟子认为，每个人先天都具有良善的道德能力，他只有努力才能将它发挥出来，否则它就会丧失。人们为不善不是他才质的过错，而是他不能尽其道德才能所致。为了论证这一主张，孟子引用《诗经》中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雅·烝民》），又引用孔子评论的话“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孔子是《诗经》的整理者，又是《诗经》的阐释者，《孔子诗论》也保存了孔子对《诗经》的阐释。从德义看《诗经》是孔子诠释的一个维度。就这两首诗的例子来说，“知道”不易。
对荀子来说，“知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站在儒家的立场，荀子对百家子学作了批评性的总结，认为诸子虽然都有所见，立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又都是一偏之学，没有掌握“道”：“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荀子·天论》）《荀子·解蔽》将“道”看成是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何谓衡？曰：道”），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也在于“知道”（“故治之要在于知道”）。治理者不懂得“道”，只会造成混乱：“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则必合于不道人而不知合于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与不道人论道人，乱之本也。”（《荀子·解蔽》）相反，如果人们掌握了“道”，就掌握了治理的根本：“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同上）荀子主张的“道”主要是“人道”，它是很容易掌握和懂得的。它之所以不容易被掌握，是因为人们往往容易为事物的部分所蒙蔽，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整体。人如何才能完整地通晓“道”呢？《荀子·解蔽》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又不容易做到的方法：心灵的虚心、专一和宁静（“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相信，人只要遵循这一方法，他就能掌握“道”：“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同上）
三.什么是孔子之“道”
“道”之所以最值得人们学习，最值得人们通晓和掌握，是因为孔子信奉、信仰它。孔子信奉和信仰的“道”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也是“道”为什么最值得人们学习、通晓和掌握的答案。孔子之“道”是什么，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解答，但我们对它的讨论还不充分。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孔子的仁和礼常常被聚焦，而孔子的“道”则被淡化。由于这里我要探讨的主要是孔子的“学道”“知道”这两个概念，对孔子之“道”是什么的回答需要在相应的限度内来进行。
有关孔子之“道”的论述，除见之于《论语》外，还见之于《礼记》《孔子家语》等其他儒家早期的文献中。统观这些文本，我们可以对孔子之“道”大体上都有什么用法和意义作出概括。孔子之“道”有时带有个人化的色彩，它被说成是“吾道”“夫子之道”等。但既然孔子承诺他的志愿是“志于道”（《论语·述而》），他一旦“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既然“道”在人间产生它的作用或衰退都受制于人力无法改变的力量，那么孔子的“道”就不会是纯粹个人化的东西，一定有它根本性、普遍性的意义和内在的力量。
孔子之“道”有很普通的用法，如指人行走的“路”“道路”。[20]在普通的用法之外，孔子之“道”的第一个重要用法和意义是规则、规范和礼仪等。要使各有个性和追求各自利益的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个群体中，共同的理性、伦理规则、规范等是需要的。孔子特别重视的礼仪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追问说，既然人无论是谁都要从门户出入，那么人做什么事可以不遵循原则（“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谈到射礼，说“射不主皮”是过去的一种规则（“古之道也”）；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谈到“相师之道”，这里的“道”是指拜见老师的礼节。
孔子之“道”的第二个重要用法和意义是根本的法则、最高的理性或真理。这可以联想到儒家的天道观念，联想到儒家带有宗教意味的“上天”概念。人们常以子贡说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为依据[21]，说孔子不谈人性和天道。单看《论语》，里面确实没有孔子使用“天道”这个词汇的记录。但不能由此就说孔子不谈天道。《礼记·哀公问》记载鲁哀公请教孔子君子为什么尊崇天道，孔子的回答三言天道：“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这就是孔子的天道观，而且这与《论语·阳货》中所记载的孔子对“天”的看法一致。一次子贡请教孔子，孔子留下了对“天”的看法——“天”以自身自然而然的内在法则活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表明孔子具有自然天道观，但参悟和懂得它很不容易。有关孔子的“命”和“天命”等概念，我们有复杂的讨论和争论。简单说，孔子有两种不同的天命论，一是人类信仰的正义性的天命之命；一是个人不可左右的命运之命。这两种命很不相同。孔子一生探索和信奉的“道”，既是自然的天道，又是最高正义的天命。孔子说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信道”（《论语·子张》）、“君子学以致其道”（同上），以及他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有这两方面的意义。
孔子之“道”的第三个重要用法和意义是正义和道义等。孔子谈到富贵是人所希望的，贫贱是人所厌恶的，但获得富贵必须合乎道义和正义，摆脱贫贱也必须采取正当的方式：“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称“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和“直道而事人”（《论语·微子》）[22]，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同上），都将“义”与“道”相提并论，其“道”主要是指义、道义和正义。
孔子之“道”的第四个用法和意义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伦理价值。孔子说他的“道”是“一以贯之”。曾子将它解释为“忠恕”（“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如果是这样，忠恕之道就是孔子伦理价值的核心。孔子伦理之道的其他一些方面，如“孝悌”被孔子看成仁之“本”，孔子说这一根本确立了，“道”也就确立了（“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孔子曾经告诉子产“君子之道”有四个方面，“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这被子贡看成是“夫子之道”，孔子谦虚地说他还没有做到。孔子赞扬子路有自尊和自足的美德（“是道”），说他“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不忮不求’”（同上），同时又告诫他不要满足于此。孔子之“道”的这一类用法和意义，整体上是将“道”看成某些具体的伦理价值。
孔子之“道”的第五个重要用法和意义主要是美好的、理想的社会或天下太平。孔子常常将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进行对比，这可以理解为天下太平与天下混乱、无序的不同。如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孔子还多次谈到人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应该如何进行选择：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同上）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榖，邦无道，穀，耻也。”（同上）
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这其实是一个矛盾。对儒家来说，邦无道的时候不恰恰是需要人去改变它的时候吗？孔子和他的追随者们不正是为此而周游列国吗？孔子不正是因此而受到隐者的嘲讽吗？不正是因此而被称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吗？单从明哲保身来说，要实现这种选择也不容易。以勇敢著称的子路，孔子不时批评他，告诫他“危邦不入”，担心他“不得其死然”。但子路最后还是介入到了“危邦”的权力争夺之中而死于非命。事实上，孔子正是在春秋“礼崩乐坏”的混乱无序中追求天下有道、期望天下太平的。他最期望鲁国成为有道的国家：“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敬仰他的仪封人预言“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但在鲁国，孔子的政治期望没有实现，在其他国家同样如此。孔子一生渴望和追求天下有道的太平秩序落空了。孔子发出“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的感叹。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孔子看到鲁哀公西巡所获麒麟说“吾道穷矣”，逝世前孔子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史记·孔子世家》）[23]，这些都是孔子对政治失望的自我写照。但单凭孔子对政治的失望，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失败者。孔子没能挽救一个衰落的世界，但他却创造了一个人文的世界，创造了一个人类精神的世界，创造了一个伦理价值的世界。这也是司马迁为什么会如此评论他：“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同上）
注释
[1]有关孔子之道的讨论，参见《仁礼之辨：孔子之道的再释与重估》（梁家荣）、《孔子与中国之道》（顾立雅）、《通过孔子而思》（郝大维、安乐哲）、《孔子之道》（王炎平）、《中国思想的道家之论：一种哲学解释》（陈汉生）、《孔子“道”的形上学意义及精神价值》（颜炳罡）、《孔子之道及其英译之法》（杨平）、《〈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章新释》（廖名春）、《孔子“闻道”说新解》（李景林）等。
[2]定州《论语·述而》篇记载：“黑（默）而职（识），学不厌，诲人［不］卷（倦），何有于我哉？”
[3]《韩诗外传》卷六记载：“孔子曰：‘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勇力不足惮也，族姓不足称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
[4]1847年日本创办的贵族大学“学习院”（现称“学习院大学”）的“学习”二字就取自于此。
[5]如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颜渊》），等等。后将谈到“学道”。
[6]“明年”即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
[7]《韩诗外传》卷六记载孔子论学之言说：“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勇力不足惮也，族姓不足称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8]《吕氏春秋·尊师》的记载也省去了学和教的对象：“故子贡问孔子曰：‘后世将何以称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9]《礼记·燕义》谈到了“学道”：“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
[10]有关肩水金关汉简《论语》，参见《金关汉简“孔子知道之易”为〈论语·知道〉佚文蠡测》（萧从礼、赵兰香）、《肩水金关汉简〈齐论语〉研究》（王楚宁、张予正、张楚蒙）。
[11]有关海昏侯墓汉简《论语》，参见《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杨军、王楚宁、徐长青）。
[12]这支简的正面写有“智（知）道”等24字，反面写有“智（知）道”。
[13]在受教过程中，冉求曾受到孔子非常尖锐的批评，“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批评他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但他又是孔门十哲之一，孔子称赞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论语·公冶长》）。
[14]“知道之易”是说人懂得道容易，如同《庄子·列御寇》记载的庄子所说“知道易，勿言难”。
[15]《孔子家语·观乡射》也载有孔子这句话（“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虽记载的礼仪有所不同，但也强调人们通过乡饮礼节很容易建立尊重长者的伦常：“贵贱既明，降（隆）杀既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国矣。”《礼记·射义》也说：“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16]“御”有对当、相当之义，如《诗经·秦风·黄鸟》说：“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但这里的“御”应解释为“运用”。如《荀子·礼论》说：“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
[17]这不是孤立的一个例子。《论语》记载的孔子的言论有不少都有背景，在《论语》中则省去了。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从《孔子家语》的记载可以看出，孔子这句话是对颜回说的，颜回又是问子路的。
[18]从孔子的一些论述来看，体现在行动上要比知困难。荀子乐观地相信，人只要真正懂得了“道”的重要，就一定会行道：“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荀子·正名》）
[19]孔子后学和他的追随者在一些场合也强调“道”的平易和“道”的人间性特点。如《中庸》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再如，《荀子·儒效》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但认识和掌握“人道”即使容易，也不等于按“道”去行事也容易。明白易知的简单道理，做起来也是不容易的。
[20]如《论语·阳货》记载：“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又如《论语·子罕》记载：“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孔子用作“路”的“道”这一意义，有可能已是“道”的引申义了。按照“道”的最初构型，它很可能一开始是用作动词，相当于“行”的意义，作为“路”的用法是后起的。写法上同它接近的“行”反而一开始很可能是作为“路”使用的，它的行走的动词义则是引申出来的。（参见曹定云）
[21]孔子谈到了“性”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包含着丰富和复杂的义理。孔子也谈论了人的才质和才智的不同，这是广义的人性论的一部分。
[22]“道”分“直”“枉”，“枉道”即不义之道。孔子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的“道”，有可能就是指不义之道。有关“直道”，孔子还说：“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同上）
[23]《礼记》和《孔子家语·终记解》的记载有所不同：“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礼记·檀弓上》）；“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其孰能宗余”（《孔子家语·终记解》）。
参考文献
古籍：《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礼记》《论语》《吕氏春秋》《孟子》《诗经》《史记》《荀子》等。
曹定云，1995年：《释道、永兼论相关问题》，载《考古》第11期。
陈汉生，2020年：《中国思想的道家之论：一种哲学解释》，周景松、谢尔逊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顾立雅，2014年：《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高专诚译，大象出版社。
郝大维、安乐哲，2005年：《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景林，2014年：《孔子“闻道”说新解》，载《哲学研究》第6期。
梁家荣，2010年：《仁礼之辨：孔子之道的再释与重估》，北京大学出版社。
廖名春，2009年：《〈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章新释》，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王楚宁、张予正、张楚蒙,2017年：《肩水金关汉简〈齐论语〉研究》，载《文化遗产与公众考古》第4辑。
王炎平，2018年：《孔子之道》，三晋出版社。
萧从礼、赵兰香，2014年：《金关汉简“孔子知道之易”为〈论语·知道〉佚文蠡测》，载杨振红、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颜炳罡，2010年：《孔子“道”的形上学意义及精神价值》，载《贵州社会科学》第2期。
杨军、王楚宁、徐长青，2016年：《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载《文物》第12期。
杨平，2015年：《孔子之道及其英译之法》，载《语言与翻译》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