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文明的生态是多元通和模式

　　其特点是：第一，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文化自始至今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性，从未发生一教垄断文化的情况。儒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占主导，但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则是儒佛道并存，多种宗教与文化共生。敬天法祖是中国人的基础性信仰，但它允许人们兼信别教。第二，多神主义根深蒂固，一神教进入后，受中华传统影响，也承认它教它神的合法性合理性，给以尊重。第三，人文思想与宗教神道同时并存，体制化宗教与民间宗教同时并存，本土信仰与外来信仰同时并存，只要爱国守法、劝善积德，皆有正常生存的空间。第四，多样性文化的关系，和谐是主旋律，没有发生宗教战争与迫害异端，冲突是支流。多样性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渐行渐近，彼此沟通，吸收互渗，所以称为多元通和。中国人信仰具有“混血”的特点，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中华文明的多元通和模式源于农业文明、家族社会积累的向往稳定和睦、礼尚往来、互助互利的民俗与智慧；来源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不断迁徙、交往中汇聚，形成的内部保持差异的文化与命运的共同体；也来源于孔子儒学仁爱通和与老子道家道法自然学说的长期熏陶。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和底色，是各民族结为一体的最有力量的文化纽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之魂。从文化民族学和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儒学，并给世界文明转型提供中国经验，是儒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儒学的忠恕之道给予中华文明以高扬的道德理性与人本精神，以爱人为各种信仰的第一义，从而避免了神权政治，避免了哲学和科学成为神学的奴仆

　　在儒学指导下，中华文明形成人文为主、宗教为辅的人本主义引导神本主义的格局，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主宰文化的局面。中古与近古的中国，学术繁荣，科技先进，礼义昌盛，文化多姿多彩，处在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同时，这种人本主义学说尊重天命和大道（吸收道家），保留对宇宙万物源头和社会价值终极的敬意，摆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赞天地之化育”“辅万物之自然”，是补天的位置，其责任是“为天地立心”“尊道而贵德”。它是积极的，又不是狂妄的。儒学是入世的，关注社会人生，博施济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成为国家民族之栋梁。佛教本来是出世的，在儒家影响下发展出中国化的禅宗和人间佛教，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通过改良社会，达到普渡众生。道教早期向往个人肉体长生成仙，受儒家及禅宗影响，后期全真道主张三教合一，强调内在性灵的体悟，以识心见性、苦己利人、重生贵养、仁厚爱民为宗，遂有丘祖西行、一言止杀的无量功德。中国伊斯兰教讲“两世吉庆”，中国基督教讲“上帝是爱”，都是吸收了儒家仁和之道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各种宗教包含的人文理性精神较多，不把神道绝对化，不视神灵为绝对权威，而把改良社会、关注民生放在第一位。

　　三、儒学的中和之道给予中华文明以温和、中庸、宽厚的品格

　　人们用和而不同和兼容并存的态度对待各民族各地区各类型的文化，包括外来文化，既刚健中正又厚德载物，形成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开放性，避免了各种极端主义的流行，也使中华文化积蕴深厚。儒家讲中和：中是以人为本，合情合理，不走极端，无冒进和保守之失；和是承认差别，包容多样，尊重他者，善于协调，统筹兼顾。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则自然万物健康发育，人类社会和谐美满。受儒学影响，佛教讲缘起中和之道，道家道教讲阴阳中和之道，皆守中致和，不陷于怪异偏邪之途。从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到理一分殊、美美与共，温和主义成为一条贯通古今的认知传统。在儒家中和之道引导下，各种文化包括外来宗教，经过调整、提高，温和主义成为主流，偏激主义、暴力倾向没有大的市场，即使一时流行，也不能积淀成为传统，迟早遭到历史的淘汰。历史上没有发生大的宗教狂热与宗教冲突。中国信仰文化种类之多样，关系之和洽，乃是大国中所仅见，人们的精神信仰有巨大的选择空间。形成如此良性的文化生态，孔子儒学中和之道的引导与海纳之功不可没。

　　四、儒学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伦理规范和中华文明的底色，也为各种宗教所认同，成为中国化宗教道德的基础

　　由此之故，中国宗教很早就具有道德宗教的色彩，以劝善为首务，以积德为修道之基。外来宗教也必须彰显其社会道德功能，强化儒家伦理，特别是忠于国家、孝于亲族的核心道德。信神是道德的支撑，而不能用信神来破坏道德。中国人心中的神是善神，信神必须行善积德才是真信，以神的名义做损害他人之事是对神的最大亵渎。佛教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其五戒：不杀、不偷、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与儒家仁、义、礼、信、智，恰相对应。道教讲功德成神，积善成仙，修道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在五常八德中，忠与孝是核心。忠德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责任，形成社会各界包括宗教界的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孝道为百善之首，孝悌为仁爱之本，孝敬父母与慈爱子女乃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根基，是各民族各地区的共同道德认知，由此形成中国人强烈的认祖归宗意识，并将爱心扩充为爱他人、爱万物。外来宗教和各种人文学说及其信奉者，迟早会融入爱国爱族爱德的传统之中，使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因有强固的道德文化纽带而长期延续发展。

　　五、儒学的温和的人文的神道观，使中华文明包纳各种类型的宗教，使历代宗教政策的主流比较宽松，而且宗教被纳入社会道德教化体系，发挥劝善济世的功能

　　儒学是伦理型的人文学说，以人为本，以今生今世为重。它不是宗教，但绝不反对宗教。一是“敬鬼神而远之”，既不热心鬼神之事，又对他人和民众的宗教信仰采取和而不同和尊重即“敬”的态度；二是主张“神道设教”，让宗教发挥推动社会道德的作用。在儒学的主导下，历代政权都采取儒、佛、道三教并奖的政策，包容各种外来宗教，并逐步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各民族的特色宗教，包括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北方萨满教、南方巫教，皆在爱国守法的前提下予以承认，采取“因俗而治”“用教安边”的政策，以满足各个民族、各种人群的需求，并有益于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中国历史上，除个别时期，没有发生持久的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宗教成为社会公共管理体系的一个正常子系统。中国是世界大国之中宗教种类最多的国家，也是大国中宗教关系最和谐的国家，被称为“宗教的联合国”，孔子与儒学所造就的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其功至伟。

　　六、儒学的兼和思维和协调智慧的世界意义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经济、科技与信息传布高度发达，说明人类具有发展自己的智慧。同时当代世界又是一个国家、民族、宗教冲突普遍、对抗与流血从未间断、生态危机加剧的时代，说明人类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缺乏协调的智慧，不会处理群体关系、天人关系，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孔子和儒学恰恰在协调关系上表现出超前的大智慧，可以有效地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这正是当今人类急迫的需要。孔子和儒学在对待事物多样性及矛盾时，采用“兼和”的思维方式，张岱年先生说：“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曰兼和。”儒家看待社会的时候，总有整体性的思考，照顾到天下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各地区的生活、文化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追求共生共荣、天下太平的目标，因此提出“协和万邦”“讲信修睦”“天下一家”“中庸之道”“和而不同”“修文德来远人”“四海之内皆兄弟”“政通人和”等理念，不赞成以力服人、弱肉强食、以邻为壑、严刑苛法、对抗争斗；儒家看待宇宙的时候，不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而是作为大生命整体的有机组成，强调相互依存关系，因此提出“天人一体”“赞天地之化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等理念，不赞成征服自然、暴殄天物，对天地自然始终怀抱着敬意。凡大体上遵循儒家处世之道的就是治世，违背它的就是乱世。

　　儒家文化造就了一个多元通和的中华文化生态，证明它是有实践生命活力的。而中国就其民族、宗教、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而言，乃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中国能做到的，世界也能做到。孔子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人类，他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由衷的敬爱，这不是偶然的，人们认识到他的学说可以为全人类造福。只要人们认真向孔子学习，把他的协调智慧用于处理当代国际事务，学会统筹兼顾，用以取代贵斗哲学，文明冲突就能变为文明合作，生态危机也易于克服，和谐世界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