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梳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面貌。“中国哲学”自创立之初直至今天，其研究对象经历了由子学到经学再到史学的拓展，未来或许还会与集部之学发生深度互动。由此我们可以说，以哲学来深刻理解新时代的中国，由中国的思想资源自觉创发更丰厚的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未来趋势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等学科近年来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基本走向。故此，开启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哲学思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乃是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任务与使命。

　　［关键词］哲学　中国　中国特色哲学知识体系

　　2019年11月23—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青年哲学论坛暨第二届贺麟青年哲学奖颁奖会”在成都市金堂县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新中国70年中国特色哲学知识体系构建”。从会议形式看，本次会议与“中国青年哲学论坛（2017）暨首届贺麟青年哲学奖评审会议”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在公开、公正的原则下，会议经过严格的筛选程序，评选出获得“贺麟青年哲学奖”的优秀论文；相异的是，本届“中国青年哲学论坛”除邀请“贺麟青年哲学奖”获奖者汇报论文外，还邀请了更多学界青年才俊参会研讨，从而更好地促进了青年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从会议的学术效应看，众多青年学者得到了充分表达思想的机会，借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前中国哲学界令人鼓舞的现状，也可以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然，在欣喜之余，也有一些现象值得深思，尤其是面对哲学研究深陷专业化甚至呆板化的境况，如何让哲学宏观化、鲜活化，成为一个亟待反思的重要问题。而解答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哲学研究者需要“自求新知，自用思想，日新不已，调整身心，以解答我们的问题，应付我们的危机”[1]。具体而言，需要我们通过哲学来理解新时代的中国，进而以中国的思想资源来自觉创发新的哲学，即“以哲学理解中国，由中国创发哲学”。这其实正是百余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所在。于此，笔者尝试以获奖论文为分析框架，透过自己熟悉的“中国哲学”专业抉发这一趋势的走向与深意，进而兼论其他学科的研究特点，以反映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变化和处境。

01

　　如果我们以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来审视“第二届贺麟青年哲学奖”的8篇“中国哲学”获奖论文，会发现其中有关子学研究的文章有6篇，有关经学研究的文章有1篇，有关子学与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章有1篇。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看似偶然呈现的类别分布谱系，其实契合了百余年“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当下走向与未来趋势。

　　“中国哲学”这一学科诞生于20世纪前期，它的产生可归于“内”“外”两个契机。一为“外部契机”，即19世纪中后期“哲学”这一名词的传入，以及一批西方哲学家著作与思想的译介；一为“内部契机”，即中国思想内生出变革的诉求，具体表现为清代中后期学界对子学研究的重视。自清学以“实事求是”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研究古代典籍以来[2]，清代学术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由经学、小学到史学、子学，梁启超甚至认为“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3]。事实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正是在上述两种契机的影响下完成的：一方面，胡适运用了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及叙述框架来理解“中国哲学史”，即在形式上依靠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他在该书中所处理的对象是作为子学的先秦诸子百家，而且他除了运用哲学的分析方法外，还运用了清代学术的校勘、训诂方法。

　　不过，《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另一个面向是“中国哲学”学科对中国经学传统的弃绝。蔡元培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指出：“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4]这就是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乃从子学讲起，而不复顾及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前诸子时代，以及前诸子时代的思想文献——“六经”。可见，蔡元培对胡适的赞赏是与他肯认的“现代中国学术分科应当摒弃经学而提倡哲学”相贯通的。而且当哲学代替了经学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的确获得了巨大推动力，其分析能力和科学性日益增强。

　　我们由此可以发现，冯友兰以“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来区分先秦诸子哲学和汉唐宋明清哲学确实独具慧眼。然而一个麻烦的问题随之而来：冯友兰在处理先秦之后的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时，采用的仍旧是处理“子学时代”哲学家及其思想时的方法，并没有因为这一段是“经学时代”就转取他法。换句话说，虽然在时间段上冯友兰划分了两个时代，但他还是用“子学时代”的形式与系统来框定“经学时代”，这就难免遮蔽了“经学时代”的“中国哲学”中一些固有的问题和重要讨论。

　　由此可见，胡适和冯友兰在处理先秦诸子思想时，他们的哲学观与哲学方法是比较得心应手的，但在处理秦汉到清代的“中国哲学”时，则总有一些不甚契合的感觉。究其原因，便如金岳霖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指出的：“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5]正是“中国的”和“在中国”的差异，使得胡适、冯友兰乃至之后的唐君毅、牟宗三等只能选择“在中国”这条进路，并以他们所擅长的西方哲学思路来梳理“中国哲学”。

　　这一“中国的”和“在中国”之张力一直绵延下来。但正如张岱年指出的，“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6]。“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关注宇宙与人生的根本问题，因此“中国哲学”这一名称是成立的。然而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关注宇宙与人生根本问题的很多内容并非出于子学，而是属于经学，甚至存在于史学和集部之学，所以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界兴起了一股经学研究复兴的热潮。

　　关于子学与经学的关系，吕思勉曾指出：“盖人类之学问，必有其研究之对象。书籍之以记载现象为主者，是为史；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经、子本相同之物，自汉以后，特尊儒学，乃自诸子书中，提出儒家之书，而称之曰经。此等见解，在今日原不必存。”[7]这一看法相当透辟。我们今日研究“中国哲学”，一定程度上不必再存经学和子学的区别态度，而执拗于何者“更加哲学”。而且，既然秦汉以后已为“经学时代”，则在处理的思想文献和研究的具体方法上，当然应以更符合“经学时代”的样式去进行。若一味固守胡适、冯友兰乃至牟宗三、唐君毅的哲学观与研究对象，则无法充分而完整地呈现“中国哲学”的更多真实内容和丰厚思想资源。

　　如果说经学研究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兴起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联，则是近几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向。这种趋向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的要求，在中华民族逐渐实现伟大复兴的当下，“强起来”的中国要求学界重新理解“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中“六经皆史”的思想脉络，也暗示着在“中国哲学”与经学深度关联后，必将走向与史学的深度关联。可见，要更好地理解中国，需要“中国哲学”；而“中国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史学。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史是紧密联系的，所谓“史之大原，本乎《春秋》……《六经》皆史也”（《文史通义·答客问上》）。在明清以后众多学者的理解中，经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所探究的义理、公理是关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六经者，吾国祖若宗开疆辟土，惨淡经营之伟史也。……六经虽为往古之陈迹，而实为后来所取资；虽为事实之记载，而实为学理所隐寓。”[8]可见，史学与经学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因此当经学研究兴盛之后，自然会引发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联。

　　正是在这一学术发展的脉络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哲学”研究者甚至哲学研究者，开始进入史学，运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传统中国的历史，以求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学者们“试图对中国的历史性给出一个哲学解释……以哲学的方法论去思考何为中国”，而他们如此运思的前提正是“中国的精神世界乃是经史一体，经史互为表里”。[9]也就是说，哲学在这里不再是一种系统性的理论，而成为了一种方法论。学者们借助这种方法论，可以穿透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磅礴历程与无数细节，抵达其核心的历史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

　　当然，上述“中国哲学”由子学到经学再到史学的发展，并不是后一阶段取代上一阶段，而是旧的方面继续发展，新的方面不断出现，即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界的状况是学者们从子学、经学、史学各门类出发而齐头并进。那么，传统四部之学中剩余的集部之学，能否在未来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促发点呢？笔者认为，这是可能且应当的。首先，集部之学在传统学术中发源于《诗经》，其中蕴含着诗教的内容，因此我们要想更深入理解古代中国的诗教传统、礼乐文明及其背后的哲学意涵，就需要对集部进行研究。其次，古代很多诗文表达了作者对世界与人生的根本看法，因此我们从事哲学研究时不可轻易略过。对诗文与哲学的关系，海德格尔在对荷尔德林之诗的阐释中曾予以深刻阐发：“本书的一系列阐释无意于成为文学史研究论文和美学论文，这些阐释乃出自一种思的必然性”[10]；“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反过来要从诗的本质那里来理解语言的本质”[11]。因此，通过对集部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一般哲学著作中难以理解的哲学家的某些深层思想，尤其是那些难以用理论语言表达的思想。最后，虽然“中国哲学”研究一直非常关注集部中的哲学史料，但是在综合性、总体性思考集部之学与“中国哲学”之关系方面仍有待深入。笔者仅举一例：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传统中国的礼乐文化是“文质论”的，而西方是“形质论”的，这一认识很具启发性。[12]文质关系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集部之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文道关系，正是对文质关系问题的延续。所以综合性地研究集部之学，可以深化我们对文道关系及文质关系的理解，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在。

　　总之，“中国哲学”研究百余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它既在不断吸收外国哲学资源，又愈发贴近中国传统学术，而不像它在诞生之初时那样总显得与传统中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距离感。这样一种发展趋势，表明“中国哲学”正在努力进行“调整与发扬”（贺麟语），进而实现“以哲学理解中国，由中国创发哲学”。

0２

　　在上面的论述中，笔者通过对“中国哲学”获奖论文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与趋势，以及当下和未来的努力方向。这种分析虽然只是聚焦于哲学学科下的一门二级学科，但其实恰有“一叶知秋”之效。因为“中国哲学”是属于中国哲学的，其发展趋势体现着中国哲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和未来命运，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之当下和未来的努力方向也应是“以哲学理解中国，由中国创发哲学”。在这次会议中获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外国哲学学科方面的论文也部分反映了这一趋向，其问题、论证和立意都展现出一种新气象，并成为会议的亮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近四十年来深耕经典著作的基础上，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大体系和精微要义有了更好的理解与把握，而且日益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并将其贯穿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发与中国现实问题的结合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关注人的解放问题，它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人之解放的最高境界，并从唯物史观角度将其确立为共产主义的理论核心。这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具有人类性高度，始终把人的解放问题和人类的未来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近年来，面对中国与世界新的关系格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承继了这一哲学问题意识的要旨，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深切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命运的高度关注，努力实现研究方式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转换。比如，“究竟如何把握‘我们的时代’？究竟怎样看待‘中国道路’？究竟怎样实现‘文明形态变革’？”[13]要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思想的深刻相遇与深度融汇。我们看到，由于现在的世界是各个国家、各个文化高度联系的世界，所以要回答中国问题，也要回答东方问题、西方问题乃至世界问题。

　　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显然也观察到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他们的研究风格也开始悄然发生改变。他们逐渐放弃追逐新奇理论的“喧哗”，逐渐意识到纯粹书斋理论的局限，开始将问题意识投向现实的地基，面向新时代及其蕴含的中国问题，致力于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阐释中国现实问题时体现自主性和创造性，并从中确立问题意识。这无不表现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当下中国与世界涌现的实践问题的敏感和自觉，“第二届贺麟青年哲学奖”的一些论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发展趋势颇有反映。在9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奖论文中，除了6篇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理论的论文外，还有3篇分别探讨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与问题、毛泽东思想对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影响等。这样一种分布的谱系，一方面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理论的研究上日益深入与精细化；另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如何理解中国（可以延伸至东方）和如何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了强烈的问题意识。而这种问题意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始关注对未来全球性社会形态的建构性阐明，继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批判性世界观提升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所谓‘建构性世界观’，就是在批判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预见性地判断、阐明和规划由多样社会文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以及各种社会领域、社会要素、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建构方式、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4]。的确，只有通过这种立足中国而面向世界的问题意识，才能真正实现哲学对现实的深刻把握，进而实现真正的哲学创新。

　　就外国哲学学科而言，会议的获奖论文从一个侧面表明，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在近四十年来从最初的大量引进西方哲学新成果到不断深入研究各时段的西方哲学，从以学习外国学界新成果为主到有能力与外国学者平等对话，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者日益“摆脱长期以来对于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15]，具有了独立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研究风格。在梳理“外国哲学”在中国百余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赵敦华指出，“西方哲学处境化”是外国哲学学科的特质，“西方哲学处境化的含义是：以中国学者为主体，以中文为媒介”[16]。研究主体的文化背景、使用的语言形态之不同，必然使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成果在问题视域、思考脉络、语言表达等方面和西方的西方哲学研究成果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得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成果不那么“原汁原味”、甚至不那么“西方哲学”，但它恰恰是对哲学多样性的真实体现，而且可能是更加具有丰厚哲学意义的成果：“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与西方国家的西方哲学不是对立的，也不是殊相与共相的关系；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是中西思想文化交流求同存异的产物。”[17]当然，“西方哲学处境化”的研究方式并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不要国际化。相反，近现代的西方哲学之所以在世界哲学中占据核心位置，正是因为近代西方哲学家能从自身的特殊处境出发而深入研究其中所蕴含的普遍性问题，这样才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深刻性。因此，“中国学者完全有理由从自身的现代化经验出发，作出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思想贡献”，而这种新的哲学将有助于我们“创造全新的、富有包容和普惠性质的现代文明”[18]。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来“西方哲学处境化”（或“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已经开始跳出“追求原意”的藩篱，而跃入探索外国哲学之多样阐释与多元发展的自由思想海洋中。

　　关于这一动向的一个积极表现是，近年来很多外国哲学研究者开始“回头”，即开始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当然，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资源与传统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是不同的，因此他们所呈现出的思想成果既不显得那么“外国哲学”，也不显得那么“中国哲学”，而恰成为一种在中外哲学异同之张力中的创新性哲学成果。比如张祥龙以海德格尔思想为契机切入中国天道观研究，进而拓展至家、孝等观念的研究；又如倪梁康以耿宁的现象学为思想资源而进入对心学传统的心性现象学研究；再如丁耘通过对比西方“本体论”和中国“道体论”而形成的新哲学探索。这些现象无不显示出外国哲学研究日益本土化的问题意识倾向。正因为这种倾向，使得他们的工作不再只具有“引进来”的意义，而开始具有创发新的哲学之价值，因此才更加生机勃发，并具有了“走出去”的可能。

　　正如贺麟曾指出的，“哲学上的问题，无论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与夫本体论、认识论等，皆须于研究中外各家学说之后，而求得一契合中国人精神与态度的新解答”[19]。的确，“作为一般智慧或思想的哲学，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之中。民族精神作为客观精神，赋予每个主观精神以基础定向。不同的哲学意味着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发展，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以及了解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20]。也就是说，哲学虽然有普遍性，但是每一文化的哲学又有其独特性，所以中国的哲学当然与外国的哲学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不会削弱哲学的深刻性，反而会使得哲学更加深刻；不仅不会使哲学变得不那么哲学，反而会使得哲学更加哲学。因此我们在当下从事哲学研究，一方面应深入古今中外各个哲学家的思想中去，以汲取最为深厚的哲学营养；另一方面应始终立足中国本身、扎根中国当下，以创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我们在前一方面挖掘得越深入，在后一方面所获成就才会越大；我们在后一方面所植的根基越深厚，对前一方面的理解才会越深刻。

　　由此反观“第二届贺麟青年哲学奖”的20篇获奖论文以及收到的百余篇投稿论文，我们也感到了些许遗憾。首先，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来稿分布十分不均，如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等方面的论文较少。这固然有评奖投稿本身的某些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1）哲学研究的日益专业化、碎片化导致了一些坚硬壁垒的产生。如除逻辑学专业的学者外，其他哲学专业的学者很难看懂逻辑学方面的论文；（2）很多学者对当前世界的最新变化关注不够，因而未能使应成为研究热点的领域真正得到重视。如人工智能方面的讨论在科学哲学界已经非常火热，其他哲学二级学科却刚开始了解这一领域；（3）一些二级学科内部的重复性劳动过多，导致学者研究精力的极大浪费，并使得真正有创新性的成果不多。其次，很多论文对当下的中国实践从哲学角度予以的关注不够、研究较少。贺麟曾指出，“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并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21]。因此从事哲学研究，离不开现实的生活与当下的实践。而我们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存有一种“太哲学”了的倾向，即过于疏离现实实践与当下问题，这将导致我们的哲学研究成为丧失了问题意识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流于空洞虚幻。最后，论文的学术性、规范性很强，但哲学性的创发不足。这固然受论文本身的篇幅限制，但几乎大部分论文的主要内容还是“照着讲”，而“接着讲”的成果还很少。当然，青年学者因着自身学养的积累可能会在未来厚积薄发，但我们还是期待能在“贺麟青年哲学奖”的评选中发现一些更加美好的迹象。

0３　结语

　　哲学乃思想之事，思想乃时代之魂。“第二届贺麟青年哲学奖”的评选既为我们呈现了当下中国青年一代哲学研究者的思想新气象，又提示我们必须重视其中的一些问题，并在未来的中国哲学发展中予以解决。总体而言，勾勒一次学术会议的整体印象较易，对会议内在呈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则难。所谓为“难”之处，就在于如何通过反思走向批判进而开启思想之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正是试图在本土化、现代化的多重张力下，促发新的中国哲学的创生；《中外哲学典籍大全》的编纂，也体现了哲学研究所力图打破当下研究专业化、碎片化的壁垒，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提供充沛而丰美的世界哲学精神食粮，使中文学界的哲学研究可以走向更加宏阔、壮美的未来。总之，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作为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我们只有扎根中国现实、发扬中国思想、融会外国哲学、努力深思研究，“以哲学理解中国，由中国创发哲学”，才能真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襄赞并配合”“这大时代”[22]。

注释：

[1]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载张学智编《贺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第328页。

[2]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92页。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3页。

[4]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载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2页。

[5]金岳霖：《审查报告二》，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436—437页。

[6]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载《张岱年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2—3页。

[7]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1页。

[8]江瑔：《新体经学讲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页。

[9]赵汀阳：《惠此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前言”第1页。

[10][11]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1页；第46页。

[12]参见吴飞：《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63—201页。

[13]孙正聿：《从理论思维看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哲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8页。

[14]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70年及其历史贡献》，《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2页。

[15]吴晓明：《中国学术要有自我主张》，《人民日报》2017年6月19日，第16版。

[16]赵敦华：《西方哲学处境化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反思》，《中国哲学年鉴》（2018），哲学研究杂志社，2018，第31页。

[17]赵敦华：《西方哲学处境化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反思》，第33页。

[18]聂敏里：《当代中国哲学的国际化与主体意识的确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1期，第37页。

[19]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载张学智编《贺麟选集》，第137页。

[20]转引自《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推出“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演讲季》中吴晓明的演讲部分，“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3月7日，http://www.cssn.cn/st/201403/t20140310_1023345.shtml。

[21]贺麟：《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载张学智编《贺麟选集》，第328页。

[22]贺麟：《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载张学智编《贺麟选集》，第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