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

　　钱锺书先生称他为“旷世奇才”，季羡林先生说他是“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与钱锺书并称“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

　　2018年2月6日凌晨，被誉为“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的国学大师饶宗颐辞世，享年101岁。

　　2010年5月，李学勤先生曾经在《光明日报》读书版撰文谈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的感受：“十四卷巨著，上起远古传说、甲骨学、简帛学、经学、宗教、史学、中外关系、敦煌学、潮学、目录学，以及楚辞、文学、艺术等等，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无不融会贯通。这样的学术，从学科分类来说应当称为什么呢？我认为最恰当的词就是‘国学’。”

　　李学勤先生特别提出：“有些学者质疑，像今天这样学术‘信息爆炸’的条件下，还能够有国学要求的博精兼备的大家吗？请大家体认一下饶宗颐先生怎样于辽阔无垠的学海之中‘得大自在’，便不难明白。”无独有偶，许嘉璐先生也说：“中华文化什么样子？就饶公这样！饶公是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于20世纪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说：50年之内，不会再出第二个饶宗颐。”

　　面对“国学”何以可能的种种疑问，饶宗颐先生以一己之身定纷止争。

治学

　　一代宗师的形成其来有自。除却家学根基深厚之外，饶宗颐后天的治学之勤也令人叹服。“他总是沉浸在学问里。”曾经做过饶宗颐先生17年学术助手，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沈建华老师对此深有感触，“那些年，每次我回北京探亲，饶公总是让我留意北京学术界的新动向，返港后第一次登门看他时，他总要习惯性地带上一个小本子，让我一面讲，他一面记。”

　　沈建华至今还记得1993年的春节大年初一，饶宗颐先生一大早打电话给她说：“请你到图书馆去帮我找一个地名，我说饶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告诉他今天是大年初一，图书馆是关闭的。他说，糟了，我一写东西就忘记了。”

　　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伟武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饶学”的研究，他在许多场合都同年轻学者分享过自己对研究饶宗颐先生治学之道的感受。陈伟武对记者说：“饶先生很早的时候就有志向要做学问最好的人。青年的饶先生眼界很高，做学问都找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来相互比较考证，不盲目崇信前辈学者的论断，所以在梵学与汉语音韵学相关的许多重要课题上抉发新义，多所建树。如饶先生著《楚辞地理考》时，与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观点不一致。对于陈寅恪认为汉语四声的产生源于梵学的影响，饶先生的观点也不一样，他从理论和历史事实上，对此说作出全面具体的剖析，指出陈寅恪的观点并不可靠。”陈伟武感叹，饶先生的经历告诉我们，写文章、做学术，应该找大学问家，向大人物提出不同见解，才有价值。

著述

　　饶宗颐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他的一生著述多少，很难估算。仅已经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就超过一千二百万字，专著八十余种，论文一千多篇。而这还并非学术文章的全部，也未包括数量庞大的诗文书画。

　　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向记者讲述了一段《〈古史辨〉第八册》的故事。

　　1940年，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编纂的《责善》半月刊上，刊发了一篇《〈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拟目》的稿件，署名为“饶宗颐编”。自1926年起，《古史辨》先后出版了七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从此登上了中国学术舞台。时年仅24岁的饶宗颐极为顾颉刚所器重，受命担当起编辑《古史辨》第八册的重任。然而，《古史辨》第八册只发表了这份包含50多篇文章的目录，并没有出版。

　　“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域，还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辑工作，结果我却交了白卷。”半个多世纪后，饶宗颐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件往事时说，由于他的学术观点发生了变化，“遂使《古史辨》仅留下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

　　多年来，俞国林和同事们一直积极推动《古史辨》第八册的重新编纂，终于获得了饶宗颐的应允。在饶宗颐的指导下，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的郑炜明、胡孝忠等学者把当年目录中所选定的文章基本搜罗齐全。受限于战争年代的出版条件，这些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章，错讹不少，而且有一些印刷模糊不清之处，给编辑出版带来极大困难。

　　“2016年是《古史辨》出版90周年，我们原本计划将《古史辨》前七册连同新编的第八册同时出版，但这个愿望没能达成；2017年是饶公百岁生日，《古史辨》第八册仍然没能出版；如今，饶公溘然长逝，这部书还在进行编校，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俞国林说，除了《古史辨》第八册，饶宗颐还将汇集了他毕生全部著述的《饶宗颐著作全集》交予中华书局出版，规模将达到25册。

　　与此同时，《选堂教授香港大学授课笔记七种》也正在编辑过程中，这套1960年至1962年间的香港大学学生笔记，涉及文学批评、楚辞、诗经、文选学、目录学、词学、文字学七门课程。

文艺

　　饶宗颐是位很难复制的天才式人物，其难以复制，在于他是少有的学术和文艺都登峰造极的大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李均明曾经面临过“饶公怎么能把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很好地结合起来，两者不发生冲突”的现场提问，李均明认为“饶公是少有的两者兼备的人才，这也就是说为什么饶公能够成为百科全书式的贤人。他的视野比较广，知识面很广了以后，看问题针对性很强，角色的转化能够做得很好。比如说他做学术的时候，就能够以学术思维做研究，逻辑比较严谨。他搞艺术的时候，就换一种方式，能够心潮澎湃。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认为：“因为他精于中国的书画史，精于中国的艺术史，他在艺术史方面，在书画史方面写过很多非常有远见、有质量的学术论文，他和现在纯粹搞艺术创作的书画家，整体路子就不一样。他在书画方面基本上几十年没有间断过，特别是近几年，创作得更加勤奋，而且他的画风在近两年也有很大的变化，他仍在探索，仍在创造。”

　　在这一点上，饶宗颐和启功先生较为相似。1904年创立的西泠印社，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和启功等六位大师先后任社长。2005年启功去世之后，西泠印社社长长期空缺。2012年，95岁高龄的饶宗颐接过聘书，正式成为出缺六年之久的西泠印社社长。饶先生的辞世，将给西泠印社带来无尽的损失。

导师 

　　作为一位温厚导师，饶宗颐奖掖后进是出了名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生代的一批学者，包括荣新江、赵和平、郝春文，还有一些年龄大一些的，像姜伯勤、陈国灿、项楚，包括李均明、王素、刘钊等，都已经年轻有为。饶宗颐先生就请他们到香港来，进行三个月、六个月的访问，在这个时间内指点他们。现在这批人都是国内研究敦煌学、研究古文字的中流砥柱。

　　金庸先生所言，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其奥秘也正在于此。

　　“饶宗颐先生是香港的文化名人，学术和社会影响力都很大，香港的大屿山《心经》简林等许多景点都有他的墨宝，香港的许多著名刊物也多请饶先生题签，饶宗颐学术馆、饶宗颐文化馆、饶宗颐国学院等都是以饶宗颐先生命名的学术机构。”西北大学文学院教师孟飞说。

　　孟飞曾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工作数年，饶宗颐对香港国学教育的关心让他印象深刻：“饶宗颐国学院是香港第一所而且是目前唯一的一所国学院，其直接启动资金为饶先生捐赠书画筹措的4600万元港币。国学院的重大活动，饶先生即使因为身体状况不能亲自出席，也一定会请家人代表他出席以示重视。即使在握笔作书已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饶先生还为国学院策划出版的‘汉学丛书’和‘国学丛书’亲笔题签，令我们十分感动。”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杜泽逊，曾带领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国学班的同学对《选堂教授香港大学授课笔记七种》进行整理，对饶宗颐学问的渊博，以及人格的魅力十分叹服：“无论是学问学养还是人格魅力，在内地的大学中文系，这样的老师还没有听说过。”

　　在杜泽逊的办公室，悬挂着饶宗颐撰写的“心无罣碍”四字条幅。他感慨，如今此处成了瞻仰凭吊之所了。

　　“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全欧洲汉学界的导师”，饶宗颐先生千古。

    （本报记者 罗容海 杜羽）